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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新华社香港7月15日电
题:作家陶然: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 新华社记者 闵捷
言语不多,声音不高,不紧不慢,但感觉敏锐而细腻,思维缜密而深刻,对文学的长情与韧劲,令人印象深刻。这就是作家陶然。
坚持文学创作44年、执掌《香港文学》18年,他曾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诗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深情:“你没有那么多的死灰能扑灭我的灵火,你没有那么深的遗忘能吞没我的爱情。”
第十二届香港文学节正在香港举行。陶然作为文学研讨会“文学行旅的流转人生”的讲评人,近日出现在中央图书馆演讲厅的讲台上。他在讲评“旅行与文学”时表示,生活经验比文笔更重要,因为文笔可以磨练,而生活带给人的智慧是很难得的。
文学是陶然人生行旅的背景和底色,他自称“东南西北人”,一生以印尼万隆、北京和香港为三个主要的人生驿站,他的人生画卷和文学旅程也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
文学情结
原名涂乃贤的陶然,少年时代在印尼的万隆度过,上世纪60年代被父母送到北京读中学。1964年,陶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而他的“文学梦”始于当代著名诗人蔡其矫。
因为同是印尼归侨的缘故,年轻时代的陶然深受蔡其矫的影响。他至今仍记得蔡其矫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即使社会上流行文学无用论,但如果问我的话,即使烧成灰我也热爱文学。”
大学期间正赶上“文革”,当时很多中外文学名著都成了“禁书”,想找到一本名著非常难。一个偶然的机会,陶然得到了一张琉璃厂中国书店的购书卡,令他意外地获得了进入“书库”的通行证,接触到大量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梅里美的《卡门》、雨果的《悲惨世界》、以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这些著作不仅大大开阔了陶然的文学视野,也为他日后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奠定了基础。
香港情怀
1973年9月,陶然到香港投奔姐姐。那个年代香港的经济状况差,很难找到工作。这让初到香港的陶然感到悲哀和受挫。
在最彷徨的时刻,是文学重新燃起了他生活的希望。1974年,陶然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冬夜》在报纸上发表,“那种快乐绝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1979年5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追寻》出版,由此他的文学创作一发而不可收。
陶然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三个主题:移民问题、香港生活和情感问题。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一般百姓的所思所想、地域风情等,在陶然的作品中都有非常贴近和细致的表现。他的作品因此被誉为香港的“清明上河图”。
上世纪90年代,陶然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情感小说《与你同行》,受到文学界好评。他对香港的观察与呈现也变得愈加成熟。
2000年秋天,《香港文学》83岁的总编辑刘以鬯退休,57岁的陶然接手,开启了他长达18年深耕香港文学园地的生涯。改版后的第一期,“小说方阵”有王安忆的《伴你同行》,“散文纵队”董桥开篇、舒婷收尾,陶然立志让改版后的《香港文学》“跟着城市节拍发展”,为读者生产最好的精神食粮。
《香港文学》刊登的作品以香港作家为主,涵盖小说、散文、笔记、文论等文体。此外,发表的文章涵盖四大洲21个地区的华文作家创作的作品。
今年1月,《香港文学》走过33年的历程,成为香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文学月刊。在该刊今年第一期的“卷首漫笔”中,除了表达对文学的坚守外,陶然还表示,杂志社决定将维持17年不变的稿酬提高一倍,以“回报作者绞尽脑汁的辛苦于万一”。他深知“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是清苦而又寂寞的”。
文坛佳话
香港鲗鱼涌,一座写字楼的顶层,《香港文学》的编辑部就设在这里。在陶然的办公室里,跟他一起翻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老照片:北京、香港、巴黎;与艾青、与杨绛、与莫言;60年代、80年代、新世纪……文学行旅与人生流转就这样相伴而行,也成就了不少文坛佳话。
翻到一张陶然与著名作家杨绛在2015年的合影时,陶然回忆说,因为与杨绛和钱钟书的女儿钱瑗是北师大校友,并有通信往来,自2004年起他每年都会到北京探望杨绛。最后一次是2015年10月,那时杨绛精神尚好,能抄写钱钟书的诗词。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去世。当年8月号的《香港文学》特别推出“杨绛纪念专辑”。
1988年,31位香港作家发起成立香港作家联谊会,首任会长是曾敏之,刘以鬯为名誉会长。2009年,潘耀明、陶然被选为会长和执行会长,并一直连任至今。自2001年起,陶然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与内地众多文学刊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作家肖复兴曾说,陶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样性情的人,怀旧之情,便常会如风吹落花,飘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拥有一支这样静穆情深之笔的人,是幸福的。在这样的笔下,岁月陶然,心亦陶然”。
陶然办公室的窗外,是一座天台花园。他静静地坐在门边的一把椅子上,那一刻,时光如静水深流,眼前与过往的一切,亦近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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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在《香港文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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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在北师大主楼的楼顶上,中文系六四级同学合影。第三排右一为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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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常青树

陶然是文坛的常青树,他主攻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可谓著作等身。我对陶然的认识,先是读其作品,其后才见本尊。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陶然在一篇文章中说:“已经几乎不记得是怎么认识袁勇麟了。隐约似乎是20世纪初在汕头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吧,会议已经曲终人散了,在酒店等候出发前,我走过北师大师弟李安东的房间,他那时开会一向和袁勇麟同房,被他叫住了,于是便进去闲聊。其实之前,应该早就相识了,只是较少接触。而他跟李安东是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同门师兄弟,自然感情颇佳了。那回,预定的汕头—香港直通巴士有点阻滞,临时要改票,勇麟和安东当机立断,陪我去换票。我还记得,巴士站在另一头,我须乘上小车驳巴士去,他们送我上车的情景。”这些细节我已忘记,难得他记得如此之清晰。

我除了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也撰写过几篇与他和《香港文学》有关的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如《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香港陶然新概念小说”》《散文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漫游记忆的情怀书写——评陶然的散文新作〈街角咖啡馆〉》《从〈陶然研究资料〉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等,2018年6月29日,我参加在香港文学出版社深圳读书会UNI空间举办的“陶然作品读书会”,发表《香港有陶然》的演讲。活动由《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主持,一同演讲的还有秦岭雪、凌逾。我介绍了自己对陶然身世的了解,并从《别离的故事》引出他的写作,凌逾的研究生霍超群参加了读书会,写下了生动的观感:

陶然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安静,话不多,独坐一隅,但有可能他正侧耳留心身外之物,捕捉新的文学灵感。从福建来的袁勇麟老师则非常通达健谈,与陶老师一热一冷,相映成趣。

我认为,出版于2015年6月的小说《没有帆的船》最能集中体现陶然40年的社会思考与创作流变。从创作于1974年的《冬夜》到2014年的《芬兰浴》,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微型小说再到闪小说,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多有创新。陶然的关注面很广,从移民、九七回归到都市批判、怀旧等等,都纳入其思考的范畴,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写作面向:冷酷的世情与隐喻的爱情。而随着时代发展,陶然不断改变小说形式,其经典改写、意识流等手法的创新与应用,亦值得注意与讨论。纵观陶然40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题材开拓还是艺术形式创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热爱与追求何等艰难,而陶然的坚持来自于“我依然相信,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城市,经济再发达,也还是贫血的城市”。

从陶然的散文可以看到,他在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生活表象,用灵魂的温度感受生命本真的坚持中,逐渐成熟、圆融,最终达到淘洗浮华的境界。散文集《街角咖啡馆》付印前,他曾邀请我与董桥、郑明娳一同为该书写推介语。我写到:“在厌倦了喧嚣璀璨的声色光华之后,当代人纷纷调转头来追逐澄净质朴的自在天然,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像陶然那样,把自然当成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不管辗转游历了多少变幻风景,亲身体会过几许世事沧桑,都不会被岁月冲刷纯真的向往,也不会被时光磨平感触的敏锐。他的散文删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摈弃了惊心动魄的悲欢,在细碎琐屑的市井人生里分辨是非,在平凡拥扰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感动,这种成熟浑然、从容大气的意境也正是自然天成的真义。”

资深的编辑家

陶然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正如痖弦先生在2018年1月底写给陶然的信中所指出:“《香港文学》17年,兄的建树甚大,将来文学发展史上,样样都会记下来,功不唐捐。且我发现你在烦劳的编辑生活中仍不断有新作,文章著作,质量都好,这非常不容易。17年不算久,还可以再发挥,由于不影响你的创作,可以把编务和自己的创作视为车的双轮、鸟的双翼,并而行之,以竟全功。”

陶然早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办,并担任过半年的执行编辑。2000年7月,他继刘以鬯之后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他在8月20日所写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作为刊首语发表于《香港文学》9月号。他说:“《香港文学》改版了……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坚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继承之外,也还要跟着都市节拍发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强调:“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我们极端重视创作,与此同时,也不忽视评论。没有具创见的评论的推动,创作难免会有些寂寞,而且也难以总结经验、开创前路。”“对于有影响的作品不流于捧场,对于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当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难度颇高;但我们当会尽力而为,倘若多少有些参考作用,便于愿已足。”在刊物版面极其宝贵的情况下,他每年坚持推出文学评论专辑,他在2005年11月号的卷首语《更与谁人评说?》中写到:“我们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对于创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弃。”

香港文学缺少评论,原因或如《香江文坛》主编汉闻所指出:“这一方面因为能提供发表文学评论的园地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写文学评论容易开罪人,业内人碍于情面,也就懒得动笔。这种现象导致……文学评论成了香港文学薄弱的一环。”正是出于对评论的重视而在香港又不容易找到作者,我和内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便经常受邀撰写相关论文,渐渐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我第一次在《香港文学》发文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刊载于《香港文学》2002年第10期,从此开始与《香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十几年间发表了30余篇评论文章。曾当过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的诗人陈义芝,深知办好一本文学刊物的不易,他特别夸奖陶然:“重视文学批评。主编者再三表达批评有助于文学交流,‘批评与创作,是文学的双翼’,期望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使各种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评论’,引导初涉创作的人进窥文学经典的堂奥。陶然欣赏形式活泼、自有见解的品评,亦感慨有穿透力的批评可遇不可求,更点名散文评论薄弱,期望众声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