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我跟徐邦达先生学鉴定

谦逊严谨的治学精神

徐先生做学问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在发言中说,徐邦达完成了大量的鉴定书稿,现故宫博物院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16卷、600万字的《徐邦达集》,是古代书画研究的辉煌成果。如此大量工作,这在同辈人中是没有的。他追忆说,60年代前期,自己常常到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查阅资料,每次都可以看到徐先生,徐先生说在查询自己看过的一些书画的题记和纪年,一定得亲自在善本库中查个实在。傅熹年表示,徐先生的学术成果都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经过缜密地考证得来的,他写的东西和古代不一样,他把一般的书画鉴定已经提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

先生对工作的投入,可谓全身心的投入,这只看他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古书画藏品所建的档案资料就会有亲身的感受。在所立栏目中,除了登记其质地、尺寸、款字、来源等各项之外,还要对其收藏印鉴、题跋进行识别,对其内容、真伪、艺术等写出评语,查出文献的记载,最后还有识真伪的结论等,实际是一次科研活动。先生所做的这些工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书画方面的陈列研究、编辑出版及对外交流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档案至今仍然在使用,可以看到当时所用的劣质纸张、油印表格。蓝色的墨水都变浅淡了,而先生的手迹犹存。每当出版图册、举办展览,工作人员都要据此写说明和文章,享受着现成的果实。

伴随着故宫建院85周年,紫禁城建成590周年的到来,我国享誉海外的书画鉴定大家和著名书画家、诗人徐邦达先生迎来了百岁华诞。7月6日,中国书画及文物鉴定界著名学者齐聚故宫,参加研究与鉴定:徐邦达的意义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共为这位百岁老人贺寿。

《古书画鉴定概论》首次将中国书画鉴定的方法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并加以全面概述,形成理论,其中既有先生自己的切身体会,又包含了古人和同仁诸多的经验总结,所以写作起来并非易事。先生在“前言”中说:“鉴别古代书画,其间头绪纷繁,牵涉的有关方面很广。”这“广”,广到什么程度?只要看此书的目录就会知道。例如第三章中所说的印鉴、纸张和绫绢,就概括了它们不同的发展历史,文字着墨不多,但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检验,因为是从大量的实物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尽管如此,先生在“后记”中还说:“要善于集思广益,多听取前人、他人的各种意见,择善而从。如果经过认真研究,确实有据,也要敢于推翻旧说,不囿于前人的谬论。同时,随着个人经验的丰富,学识的增加,对自己的旧说也要加以考察、修订,不坚持也许是错误的己见。”他所说的“几度修改”,确系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严肃的学者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精神。

薛永年说,徐邦达先生对书画鉴定的理论和方法有重要建设。20世纪(50至60年代)以来,是书画鉴定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确立的时代,代表性书画鉴定著作有两部:一部是张珩先生的《怎样鉴定书画》,但这并不是张珩先生自己写的,是根据讲课的记录来整理的,保存了精华,但比较概论。另一部就是徐先生的《古书画鉴定概论》,是他自己精心写作的。内容丰富充实,把自古以来个人的经验都纳入到一种体系里面去,集古之大成,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这里我必须要严肃地提出,当我们在运用先生也包括其他老一辈专家的文物鉴定成果时,一定要心怀敬意,不能有意或无意掩盖他们的劳动。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的“前言”中特别声明说:“我这部书是聚零为整,收集历年所作文篇而编成的,有几篇在二十年前就已写成。在未编之前,有些未发表过的单篇稿子经常为人索阅,有的人竟把其中某些段落抄录移用,发表在专著和刊物中。别人‘引用’自己的文章,是对自己的信仰,是很光荣的;但引用者应当注明来源,才是正理。”

祝贺徐老百年华诞学术座谈会 现场

张珩先生当时在文化部文物局担任文物处处长,行政工作很忙,所以书画鉴定课徐邦达先生授时最多,是该课程的主讲。他的授课内容,即是其二十年后出版的《古书画鉴定概论》。在该书的“前言”中,先生讲述其形成时说:“起先曾讲过若干次古书画鉴定的课;以后又在讲稿的基础上草写成书;复经几度修改,始具如今之面目。”《古书画鉴定概论》初稿实际上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湖北丹江时完成的,由于条件所限,基本凭借记忆写就。197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下放人员先后都回到了北京,先生的书稿也基本完成了,曾经交给我刻成蜡版,油印了数十份,这就是他在“前言”中所说的“在讲稿的基础上草写成书”,字数尚不及正式出版时的一半。到1978年,我被选中为先生的助手,曾和杨臣彬同志一起,将先生反复修改、补充的书稿进行抄写,并配以插图和图版,才正式交出版社,到1981年出版。

中国书画及文物鉴定界著名学者齐聚故宫 共贺徐老百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