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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华文小说家:那生龙活虎抹鲜蓝和暗紫

原标题:新移民华文女性写作新象观

丁婕
摘要:美籍华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对其小说创作的研究可以以严歌苓出国为界,大致分为出国前的小说研究和赴美后的小说研究。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研究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当然也还存在可待开掘之处……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出身书香世家的严歌苓29岁即加入中国作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专业作家之一,并接连创作了三部反映部队生活的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1989年,严歌苓赴美,创作了《少女小鱼》、《扶桑》、《第九个寡妇》等大量小说。与作家的创作相对应,对于严歌苓小说的研究也可分为两部分:出国前与出国后的小说研究。对其赴美后的小说,由于批评方法的多样性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再加上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运用,在思想内蕴和艺术技巧研究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深入和拓展。与之相比,研究者对其前一阶段创作的关注较少,且多为单篇解读。
一、出国前严歌苓小说研究
对于出国前严歌苓的小说创作,近十年的评论界并未予以较多关注。严歌苓的第一篇小说是1981年发表的《葱》,这是她的第一次学步,由于作品本身的不成熟,当时及现在都未引起重视。之后发表的短篇小说《腊姐》、《血缘》、《歌神和她的十二个月》、《芝麻官与芝麻事》,中篇小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水》,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等也很少有人论及。只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1]一文指出严歌苓在长篇小说《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并简要分析了作家走上以揭示时代荒诞和人性压抑的创作道路的原因。文章注意到严歌苓小说不同于一般军事题材作品之处,并指出研究其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她现今创作的意义,这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是她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她在小说自序中说,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为了伸张‘性’。”“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2]沿着作者的思路,王列耀在《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3]一文中着重挑出“雌性”这一关键词,条分缕析了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曾经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性欲、生育、母职等,用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的名义和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没有未来”——“有关母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还是带来了让人失望的结果;最终还是要在各种‘名义’与‘权力’面前碰得粉碎。”是对作品中理想化倾向的异议。
另外,严歌苓对这部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大胆而成功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是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4]但目前似乎尚无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5]一文,巧妙的提炼出作者用“颜色和物的象征,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蕴,那是她们对性的渴望,对爱情的执著与纯真。”并指出“黄色的向日葵是小点儿欲望的阴柔之美,鲜红的红马是沈红霞一生灼烧的激情,追求的爱情。”令人耳目一新。
二、赴美后严歌苓小说研究 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和切入角度的灵活性
1989年,严歌苓赴美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吸收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和现代文艺理论,其作品在思想意蕴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评论界也争相采用新的批评方法对她的创作加以评论。主要围绕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第九个寡妇》和几部重要的短篇《白蛇》,《金陵十三钗》等展开。如《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6]采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对严歌苓短篇小说中的女性进行了典型分析,但这只是对于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解读,未深入到文本更深层。《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7]探讨了扶桑和王葡萄两个底层女子身上的女儿性、母性如何转化为神性,以及她们如何完成从神女到女神的蜕变,表达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母性意识。而《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8]更明确指出“在严歌苓这两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当中,母性、人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潜在的冲突。……母性是女性所特有的品格和力量,却又掩盖了女性生命体验中所要面对的其他问题。”比前述文章更进一步,深入到女性研究的深处。此外,李仕芬的《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9]集中讨论了作者如何通过男主角何夏的叙述,突出阿尕这个女性角色。“在《倒淌河》中,严歌苓亦可说用了‘性别置换’的叙述方式来‘提高作者对女性价值的弘扬的可信度’。”阐释视角独特。而《“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29]一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分析起点,剖析了《扶桑》中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感情纠葛,与东方作为西方在塑造和认证自我过程中的“他者”之间既定模式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双重颠覆结构。
对人性的深入体认是严歌苓小说一贯的追求,不少研究者从人性的角度切入,对其作品进行解读。如陈思和在《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11]一文赞扬严歌苓,“你用你的笔尖锐地挑开了蒙在这两个故事上的友谊面纱,从中发现了人性的扭曲和丑陋。”再有《人的本性在血与火的洗礼下复活——〈金陵十三钗〉评析》[11]解读出一群妓女在战争中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以及作品展现的人性多面性,褒扬了高尚的人性。《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12]发现严歌苓的小说不仅剖析华人移民,也关注所在国的白种居民,从更广泛意义上表现人性的复杂与微妙。此外,张勇的《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13]通过分析作者刻画的极致人性,发现了小说中表现的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激烈冲突。
由于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边缘性,不少研究者从文化认同,文化边缘的角度切入,如《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14]分析了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对人性在异族语境下迷失和挣扎的刻画,对新移民“失语”状态和“文化边缘人”身份的忧虑和关切。《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15]着重剖析了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出现的交流障碍,揭示出新移民面对异国语言和文化时的尴尬状态。朱立立的《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16]指出严歌苓小说的人物多是边缘人,不但具有“经济上,种族上乃至文化上的多重边缘性”,甚至带着异乡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症结,这是她的小说不同于大多数新移民小说的独到之处。《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17]也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严歌苓小说进行了阐释。
还有研究者从童年视角切入,如《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18]从童年和女性视角对文革做另类反观。除此,《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19]从剖析严歌苓小说中独特的审美意象入手,探讨了其小说的文化意蕴。《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20]则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文章侧重探讨严歌苓小说在艺术层面的开拓,它们大都从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方面进行探讨。
对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系统研读,使严歌苓对隐秘人性具有独到洞悉,并在她的小说中加艺术地表现。《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21]一文对《海那边》中傻子泡的性本能被压抑终致杀人的悲剧分析;对《约会》、《红罗裙》、《屋有阁楼》里母、子、父、女之间逾越正常伦理感情的爱欲表现的解读;以及对《人寰》中以“Talkout”方式作为小说形式的阐释,是运用弗洛伊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严歌苓小说的代表性研究。《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22]分析了“我”的“恋父情结”;以及在特殊年代里,人性遭到的压抑和力比多的冲动,及在超我作用下,人性本能的自我超越与升华,揭示出小说对女性内心隐秘情感的表达。《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23]用原型理论解读《扶桑》,分析雌性、母性在人类学上的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作者的创作动因。
还有的研究者从叙事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这方面的文章有《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24]通过对作品进行分析,总结出严歌苓叙事艺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即善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叙事,元叙事和拼贴式叙事。杨学民的《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25]发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惯以时间为结构要素,搭建形式与意味统一的叙事结构,以此实现小说文本的创新。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就作家的某一文本进行了叙事学上的探讨,如《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26]分析出多种人称的复合叙事和对历史化叙事的刻意追求,是《扶桑》的重要叙事视角。针对同一文本,陈涵平的《论〈扶桑〉的历史叙事》[27]则进一步阐释了“历史叙事”特征的具体表现:如多种人称的交替出现、元叙事的大量使用、跨时空内容的拼贴式比较等,并指出这种历史叙事的运用和严歌苓的移民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创作中就表现为通过对文学性的追求而获得最高的历史真实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28]也对严歌苓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了解读。
不少研究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切入,如《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29]梳理出小说“先是质疑与解构那些带有偏见和歧视的史书,然后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来想象和重构那段早已湮灭的历史,但最后又不得不解构自己重构的历史。”的写作思路,并指出小说对新历史主义的突破与局限。《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30]同样关注了《扶桑》中新历史主义的运用,但阐释较为简单。此外,滕威在《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31]运用身份批评的方式,对小说中“蕴含的虽然有犹疑但是已然内在化的对东方主义及父权制度的认同与妥协”表示忧虑,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具有警示作用。
从对上述文章的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严歌苓小说研究中切入角度的不断变化和批评方法的多样化,正是在这样的多重解读中,我们看到了严歌苓小说内蕴的日益深厚与艺术的日渐多彩。
综合式分析和比较式研究的大拓展
研究者对严歌苓出国前的小说大都是单篇解读,很少有将其与其他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或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的。对其赴美后创作的研究,则不仅将其自身各时期的作品进行纵向比较,还将其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横向的比较,有些研究还注意将其作品放在整个文学史的大语境、大背景中来考察。重点采用的研究方式是比较式研究,在这种相互的对照中更加凸现出严歌苓创作的独特之处,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将严歌苓自己的不同作品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如陈思和的《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32]主要将严歌苓90年代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纵向比较,指出《白蛇》,《处女阿曼达》,《拉斯韦加斯的谜语》等小说“虽然叙事风格一如《女房东》时期的洒脱与幽默,但明显不一样的是原来精致的叙事结构被打破”,“小说结构中被精心组织的‘高xdx潮’,‘节奏感’等技巧因素都荡然无存”,“明显的朝着‘大气’的境界接近。”很好地把握住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贯通性与发展性。《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33]比较了严歌苓十几年来塑造的女性形象,分析了他们所具有的“博大的母性”,“炽烈的情欲”和“复杂的人性”。《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34]分析了小渔、扶桑、王葡萄三个女性在不同境况下以弱势求生存的经历。《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35]在对多部小说主人公“弱者”、“局外人”、“边缘人”身份的比较分析中归纳出严歌苓小说身份叙事的模式。
另一类是将严歌苓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36]通过对严歌苓《人寰》和谭恩美《灵感女孩》的比较阅读,分别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概括两位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并尝试寻找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37]一文借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互文性理论,对严歌苓的小说《魔旦》与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进行比较与剖析,阐释了两位华人作家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东方再现策略。《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38]分析了两位作家重塑和揭示被美国主流话语掩盖和压制的华人历史的方式。而《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39]则与《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预谋杀人》、《大年》等乡村叙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代表作相比较,指出了《第九个寡妇》体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为数不多的将海外与大陆作家的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研究文章。
除了上述评论文章,还应着重指出的是2003年美国学者陈瑞琳发表在《华文文学》上的一篇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40],这篇学术论文从生命移植激发创作才情,浸染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敢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冷静的忧伤”的风格主调,奇异的语言系统五个方面对严歌苓的小说进行了细致的评述。既注意将其放在文学史的宏观立体场景中考察,又能够对她的重要作品进行微观分析,真正做到了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相结合,这在严歌苓小说的评论文章中是出类拔萃的。另外,青年学者庄园主编,2006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严歌苓研究》[41]是目前学界唯一一部严歌苓研究专著,它由名家点评,作品研究,作家自叙,作家侧记,作家访谈五部分构成,另有“严歌苓创作年表”及“严歌苓获奖项目”两篇附录。书中主要收录了2000年以后严歌苓研究中的重要资料,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学者的学术论文,作者自己的创作感悟,媒体访谈等,是一部比较全面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著作。正是在这种综合研究中,严歌苓小说的深层艺术内涵被一层层挖掘出来。
三、薄弱点与突破点
纵观近十年的严歌苓小说研究,“众声喧哗”的意味远甚于“百家争鸣”——尽管研究成果不少,但大多是从众之声,如有相当一部分论文都集中于对长篇小说《扶桑》叙事艺术的研究,对扶桑、王葡萄、小渔从女性形象角度的分析等少数几个方面,切入角度乏善可陈。还要一部分研究者没有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全面阅读,而只是“趁热拿来”一部刚出版的新书,缺乏比较分析就妄下结论,失之浮躁,如某些对于《第九个寡妇》的研究论文。或许由于严歌苓是一位“海外”“女”作家,很多研究者或者过于随意的将其与其他海外华文/非华文作家进行比较,或者想当然的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其作品进行解读,这些不够慎重的研究,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极容易掩盖住作家创作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部分,如对多面人性的探求与刻画等。
其实,对于严歌苓的小说研究尚有很多未挖掘的宝藏。比如她出国前的创作,尤其是《雌性的草地》这部长篇,其中已经蕴含着她下一时期创作的核心与精华。故深入研究该时期创作对把握严歌苓后一阶段创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多年来,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不够,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捎带着提及一下,很少有对其进行专门论述的。就是在提及它的时候,也只是从人性的女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很少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对于除代表作之外的其他小说,也很少有人提及,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片面性。对于一个作家的把握,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另外,目前虽然出版有《女作家严歌苓研究》一书,但只是一部“论文、访谈集”,尚无研究者个人独立完成的研究专著,当然,这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学识与眼光也有相当的要求。除此,大多数研究仍以单篇,两篇或者几篇小说比照分析为主,缺乏更加全面,宏观的“总论”、“综述”等更具分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做到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具体研究与综合分析相结合,从而真正抓住严歌苓创作的精髓。
注释:
[1]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2]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3]王列耀《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名作欣赏》,2004,.
[4]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9.
[5]陈彬妮《永远留在草原上的那抹“黄”与“红”——浅谈〈雌性的草地〉中小点儿与沈红霞的“性与欲望”》,《华文文学》,2005,.
[6]邢楠,王洪,戴亚琴《碣石潇湘无限路——浅析严格苓短篇小说的女性世界》,《绥化学院学报》,2007,.
[7]〔新加坡〕倪立秋《从神女到女神:扶桑与葡萄形象分析》,《华文文学》,2007,.
[8]付立峰《论严歌苓的“母性”叙事》,《华文文学》,2007,.
[9]〔香港〕李仕芬《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
[10]葛亮《“母性”他者与东方“镜像”》,《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
[11]陈思和《人性透视下的东方伦理》,《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34页.
[12]宋悦魁《历史深处的人性闪光——再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名作欣赏》,2007,.
[13]张勇《现代性与人性的交战——读严歌苓的《第九位寡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
[14]余学玉《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15]李亚萍《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华文文学》,2003,.
[16]朱立立《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华侨大学学报》,1999,.
[17]陈晓辉《另一种海洋——略论美化女作家严歌苓的三篇小说》,《华侨大学学报》,1998.
[18]高侠《曲径通幽:一个时代的隐痛——从〈白蛇〉等作品看严歌苓对“文革”的另类反观》,《江南大学学报》,2007,.
[19]王泉《文化夹缝里的梦幻人生——严歌苓小说中的意象解读》,《华文文学》,2004,.
[20]连晨草《严歌苓小说的现代性》,《福州师专学报》,2000,.
[21]刘艳《异域生活的女性言说——严歌苓创作品格论》,《山东大学学报》,2000,.
[22]郝海洪《女性隐秘情感的揭秘——严歌苓〈人寰〉精神分析学解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
[23]缪丽芳《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结分析》,《华文文学》,2006,.
[24]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苓小说叙事艺术初探》,《华文文学》,2000,.
[25]杨学民《时间与叙事结构——严歌苓长篇小说叙事结构分析》,《当代文坛》,2004,.
[26]姚晓南《严歌苓的叙事意识及其〈扶桑〉的叙事解读》,《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
[27]陈涵平《论〈扶桑〉的历史叙事》,《华文文学》,2003,.
[28]杭慧《换一种声音叙事——论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艺术》,《前沿》2007,.
[29]刘雄平《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
[30]方秀珍《一次虚妄的旅行——评〈扶桑〉的新历史主义特征》《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
[31]滕威《怀想中国的方式——试析严歌苓旅美后小说创作》,《华文文学》,2002,.
[32]陈思和《严歌苓从精致走向大气》,《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21页.
[33]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
[34]张春红《以弱势求生存的神话——以小渔、扶桑、王葡萄为例谈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语文知识》,2007,.
[35]张长青《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华文文学》,2004,.
[36]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严歌苓和谭恩美为例》,《华文文学》,2002.
[37]葛亮《安能辨我是雄雌——由〈魔旦〉与〈蝴蝶君〉的比较分析看华人[男性]的文学再现策略》,《国外文学》,2006,.
[38]李亚萍《族裔女性的发声——以〈女勇士〉和〈扶桑〉为例》,《暨南学报》,2003,.
[39]周水涛《从〈第九个寡妇〉看乡村叙事的历史虚无主义》,《小说评论》,2006,.
[40]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华文文学》,2003,.
[41]《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008年3月17日

纵观世界文坛,似乎一直是男性作家引领风潮。放眼世界华文文坛,却是别样风景:早年,陈香梅、聂华苓、赵淑侠等海外华文女作家以她们出众的才情,为华文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如今,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三位女作家被喻为引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三驾马车”,甚至成为整个海外华文作家群体的代表。
一马当先冲锋前沿
“在世界华文文坛,一个独特又醒目的现象就是海外女作家大有一马当先,不让须眉之势。”在不久前举行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旅美华文作家陈瑞琳认为,虽然在世界文坛中女性作家的创作仍属支流,然而在世界华文文坛,女性作家已成为主力军,“冲锋”在世界华文文学的阵地前沿。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于梨华等人就在美国倡议发起了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通过定期召开年会、出版文集联络世界各地华文女作家,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如今,协会成员已从最初的21人增至200余人,可见世界华文女作家群体的不断壮大。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喻大翔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与男性作家相比,一方面,海外华文女作家能够借助“身在其中且心在其中”的先天优势,更好地把握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文学题材,进行更为深刻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女性作家的文笔更为细腻、多情,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打动读者,展现文学的形象之美。
近年来,在严歌苓、张翎、虹影等女作家的引领下,海内外更是掀起一股华文文学的热潮。“这‘三驾马车’不仅代表了海外华文女性作家的创作成就,而且能代表我们海外华文男性作家。”旅加华人作家林楠说。
双重语境的风情与魅力
从早期的“海外伤痕文学”到如今的“新移民文学”,海外华文女作家将对故国的眷恋凝聚在一串串汉字中,在报刊专栏、华文书籍中记录下她们在海外从挣扎到融入的完整经历。
海外华人女作家的存在似乎是一种传统。“女性天生对生活环境很敏感,所以海外华文女作家可以在第一时间感知来自异域的文化冲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计壁瑞认为,正因如此,她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感受到去国离乡的乡愁,并随后慢慢扩展到其他领域。如今,扎根异乡的痛楚渐渐消淡,海外华文女作家也逐渐跳脱出传统的怀乡情愫,开始更加自在地游走于“原乡”和“异乡”之间。
谈起新作《移民岁月》,旅加华文女作家曾晓文表示,心境的变化使她在作品中不再过多关注移民的伤痕,而是呈现在经历转变和离散之后,移民内心对安宁的追求、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以及对人类永恒主题的拓展。
跨国界、跨族群、跨文化的写作,已成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创作的新特点。陈瑞琳认为,无论是历史的回首还是现实的反省,无论是怀恋的寻找还是超越的兼容,新一代海外华文女作家借助她们的特殊“站位”与双重语境,表现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和更加多元的创作格局。“读者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很细腻的文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很辽阔的世界,这是一种十分新鲜的冲击。”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尤今说。
中华文化的底蕴,加上异域文化的增色,再配之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这让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具风情与魅力。
深度介入母国的社会文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海内外文化往来不断,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新风吹进中国,与国内的文化市场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2009年,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首次参加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评选,就拔得头筹,在国内文坛引起轰动。此后,严歌苓、张翎等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多部小说获得张艺谋、冯小刚等国内名导的青睐,改编成《金陵十三钗》、《归来》、《唐山大地震》等题材重大、解剖社会历史与人性的影视作品。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陈公仲看来,多重文化的根基、开阔的全球视野以及那些在海外生活才能体会的生活经历,提升了这些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文学造诣,使她们能够深度介入母国的社会文化生活。
2014年11月,在莫言等多位国内作家的见证下,严歌苓受聘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驻校作家,担任该校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的导师。在莫言看来,严歌苓是“真懂小说技术”的作家,能把她从海外请来给国内高校写作专业的研究生讲课,是“一个惊喜”,也是“一个福音”。
“她们的根基都在中国,因此她们始终与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喻大翔认为,海外华文女作家与国内文坛以及文化市场的交往、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对于中国国内文学、文化的发展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图片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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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前辈相比,海外新移民女作家创作心态与处境大为不同,她们不再执着地表现漂泊的身世之痛,断根之哀,而是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和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思维致力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她们通过对中国记忆里“女性”的叙事、跨族裔“两性关系”的表达、借“娜拉出走”模式对“身份认同”内涵的升华,表达了她们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对人类普同性特质的尊重,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以及平等对话的美好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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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使知识青年留学海外风行,随之通过各种途径出洋并获得居留国移民身份之群体形成,“新移民文学”随之产生,带来华文文学创作的新景象,涌现出为华文世界读者所熟知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优秀作品。

本文旨在论述这批新移民女作家们用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女性思维,在其写作中表达出对东-西方文明互相借鉴、彼此受益和平等对话的愿望。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记忆的书写中,女作家们一方面用“女性叙事”完成对东方集体文明的深刻反思,另一方面又借“女性”扬东方文化之优势;其二表现在女作家们采用性别策略重新演绎东-西方关系,或颠覆或错置,将文化冲突导引至文化融合;其三表现在她们通过“娜拉出走”的女性叙述模式升华移民作家“身份认同”的主题,转具体国别的认同为普遍性的“爱”与“意义”的认同。总之,拥有鲜明女性主义立场的新移民女作家们,将女性与东-西方问题紧密地关联起来,开创了迥异于前辈的新移民文学风貌。

一、中国记忆里“女性叙事”之内涵

冷战的结束,地理上的全球村概念与文化上的全球化以及个体主观上的进取与文化自信,使得新移民女性作家超越了早期移民文学中弥漫着的情感宣泄式怀乡母题,也不再聚焦弱势者在新文化语境中奋斗挣扎的沉重和压抑,而是将笔触转向“中国记忆”的书写,在沉甸甸的历史中沉淀对中西文化的理性反思。

女作家们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侧重点各异,风格迥别,却几乎都以“女性”为载体进行叙事。在这里,“个体的女性”背负着新移民女作家的两种叙事意图:一是在现代性视野中通过女性个体的生命经历重述历史,建立一种区别于主流和父权话语的新历史观;二是赋予女性“民族”意义,以此来表达对原乡文化和家族精神的认同,只是在这种文化认同中并不构成对异乡文化精神的否定和拒绝,而是把不同文化和价值观作为自己成长与成熟的共同资源,突出显现了对中西文明的共同尊重。

首先,处在“边缘”的新移民作家擅长从民间视角、边缘的文化思想、人性的精神、女性的柔情和孩子的眼睛进入叙事,突显人的情欲挣扎、人性的张力和人存在的困境,由此发出对公共权力的消解性和颠覆性,达到对“大历史”线条的弱化及撼动的企图,“个体的女性”正是这种西方文化视野和自由诉求的代表,北美多位一直耕耘在华文文坛为读者所熟悉的知名女作家,在其文本中贡献了她们的感知与思考。

如严歌苓的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王葡萄和田苏菲皆用“自由伦理”[①]抵抗着“人民伦理”[②]的正义性。前者不救抗日的共产党而救自己的丈夫,还偷藏被“革命”判为有罪的公爹20年;后者在欧阳萸历次被组织审讯拷问批判的活动中,用自己的民间机智始终不渝的帮助他渡过难关。李彦的则《红浮萍》讲述了自己的母亲“雯”从一个地主家极聪慧的女儿成长为革命队伍里极忠诚的共产党员,却始终得不到组织的承认和信赖的悲剧人生。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金山》、《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中擅长用三代或两代母女、婆媳的命运辐射出整个中国20世纪现代史,其中土改中被侮辱的女性多次在其文本中重复出现,如《雁过藻溪》中末雁的母亲,《金山》中的锦绣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则通过“我”个体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忍受的“饥饿”折射出20世纪60年代一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她们像是“伤痕”和“反思”文学的“继承人”,渲染了历史事件中人性角斗的刀光剑影,袒露了时代和政治对人性造成的扭曲与精神创伤,共同用个体的悲惨遭遇完成对主流文明的无声控诉。

也就是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女作家们基本都熟谙了西方的关于“个体尊严”的价值系统,并纷纷以此为基准来重新组织中国红色资源的叙述,作品中的女人们或者以个人不公正的际遇,或者以爱情的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坚韧与执着对抗苦难背后的集体化,宣示着个体伦理的合法性,消解了时代,历史,社会,政治等男权制的主流宏大“主题”,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彰显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女人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与历史的抗争”[③]。

这样的价值立场却很容易被批评家质疑为是“自我东方主义”的。一些批评者提到新移民女作家之所以喜欢此类题材,多是为了满足西方人对“红色历史”的特殊兴趣;另一些学者则对用一种以满足人性快乐的个人价值观,能否真正阐释洞察出中国历史的真相与内涵表示怀疑。[④]这是对新移民女作家的历史书写片面解读形成的误区。事实上,女作家们并不纯粹用“西方”的眼光观照“中国的历史”,她们同样用凝聚在女性身上的民族文化精神传达了对中国的认同。这又是新移民女作家的神采之笔与创新之处。

女性一直是历史的缺席者,能够象征民族精神的也往往只有男性这一优越性的性别,女性在历史上出现几乎都是被动的附庸者形象,被压迫的寄生虫和为奴隶的母亲。正如西苏所说:所有的父权制——包括语言、资本主义、一神论——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只是男性利比多机制的投射,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女人不是被动和否定,便是不存在。”[⑤]但新移民女作家们让那些被掩埋的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女性浮进了当代人的视野,并且深化其性别内涵为民族寓意,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在新移民女性作家们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中得到充分发挥。

严歌苓的“中国故事”以真实生活为基础,规避了对中国文化劣根与人性蒙昧的反复展览,其女性形象凝聚着厚实的乡土性与活泼的民族性。《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那一双无邪无畏的大圆眼睛包容一切,消融一切,又孕育一切,其所具有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⑥]正是中国传统儒家的核心精神,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君子以厚德载物”,女性的坚韧和独立,宽容与博大,以及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被一一彰显出来。中国大陆没有哪位作家如此肯定过女性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和关键的地位。而“葡萄”本身寓意在干燥的环境下生长出甜蜜多汁的果实,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却孕育出如此辉煌绚烂的文化的自喻。

李彦《红浮萍》中从小自立自强[⑦],参加革命后不怕吃苦,秉信自己坚定的信仰并有执着的理想和信念的雯不就是新中国朝气蓬勃的化身。李彦破除了《青春之歌》永远需要一个男性引路人的“林道静模式”,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自己的路。而外婆的故事与“平”自身的坦率都承载着中国的文化,哲理与价值观。正如贺绍俊所言:“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意义话语系统中,同样也包含着普适的精神价值,这正是不同文化系统能够形成对话和交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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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

《饥饿的女儿》中是母亲而不是父亲不仅生育了八个儿女,而且通过干体力活,支撑了一个完整的家,她才是家里真正的顶梁柱。《金山》中麦氏和六指多次在家族危机之际用自己的力量延续了方家,儿媳妇猫眼到最后成为全家唯一一个可以挑起生活重担的人。在新移民女作家的文学世界里,男性多是被现代文明异化的世界的毁灭者或无能者,女人成为人类文明的救赎者与人类文明之火的延续者。

新移民女作家就这样以母亲为中心建立起了生命承传的“女性谱系”,一方面是对女性真正贡献的昭彰,由此确立自我身份、寻求自我价值、建构自我历史,同时解构父权制男性霸权秩序;另一方面将女性身上的特质赋予民族的内涵,并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方式建构“中国”的文化属性,挖掘中国的文化之根和人性之美。

也就说,具有文化“间性”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在现代性的叙事方式中,在女性救赎生命与繁衍善良的历史书写中,一边肯定了西方世界文化之理想的人性美,并借此反思东方文化的积弊;一边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颂扬东方文明自身的文化特性,并期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彼此在相互体认和关照中都能够都有创造性的转化。

二、性别关系中“东-西”母题之演绎

除了“中国记忆”的书写,新移民女作家对于移民母题“东-西”方关系也持有强烈的关注。我们知道,很久以来,在西方人心目中,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性别文化政治学层面已被置换成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殖民统治与性别政治也已定性为西方殖民文化中的模式,成为西方中心视角下想象与虚构的产物,东女西男的模式深入人心。

但作为异质文化果实的新移民女性作家却在文本中大胆颠覆和改写了既往的性别关系所像喻的文化模式;并在跨族裔的性别关系里撰写赋予东-西文化理解沟通的象征义;且凭借性别修辞描写出两种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受益的美好图景。她们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转换为文化融合的憧憬。

在新移民女作家们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用性别策略来演绎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是激进地颠覆性别强弱地位,解构东-西之间的权威模式,代表作家是虹影及严歌苓的部分文本;另一种则比较平和,希冀通过跨族裔的情人、两性的关系表达东-西方文化双向艰难理解的可能性,突出集中在施雨和严歌苓文本上;第三种类型则是在性别平等关系中蕴涵着东-西方的平等对话相互影响的深意,首当其冲的是加拿大移民女作家张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