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国际唯一官网】小说评论:如何认识“当代文学”

摘要: 南帆:如何认识“当代文学”?

摘要: 本土经验与普遍价值

摘要:
文学无法超越一个历史时期,但是,文学有义务抵达一个历史时期的最高认识,这是文学判断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文学的基本价值不等于文学的最高价值。中国当代文学没有交出一张完美的答卷。

中国当代文学为何总是遭受各种非议?又该如何对它进行评价?近期《文艺争鸣》上,评论家南帆以“我们这一代的表述”为题,阐述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和认识。

为什么有分歧和论争

如何评判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这注定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古往今来,见仁见智是文学研究的常态,何况谈论的是未经历史沉淀的当代文学。同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只有少数文学研究专家潜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对于60年的文学资料进行全面的整理、综合、权衡,继而审慎地提出评判的结论;异于多数专业研究领域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曾经从各个渠道——文学读物、电视、电影、互联网——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大众的观感汇成了某种强大的舆论。至少在目前,文学研究与大众舆论之间时常构成了紧张,甚至制造出争论的气氛。有必要堆砌那么多概念吗?大众对于专家繁琐哲学啧有烦言,他们宁可信赖自己的阅读快感。当然,制造争论气氛的还有一些爆炸性的观点,例如挥挥手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全是“垃圾”。如今的不少专家已经不惮于发表如此幼稚和不负责任的观点,耸人听闻有助于向大众传媒邀宠。从流行歌手的竞赛、谁是当今的国学大师到金庸可以坐第几把交椅,大众传媒热衷于导演各种文化对决,种种夸张乃至极端的惊人之语尤为奏效。相当一段时间,这种浮夸的趣味广泛扩散:粗率、单向的论证、赌气式的夸大其辞,辩证思维以及多种因素的复杂权衡遭到了抛弃,火星四溅的激进风格掩盖了思想的贫乏。这种情况之下谈论中国当代文学,各持己见是一种必然。当然,激烈的争辩之中,许多人心安理得地屈从“本质主义”的前提。无论给中国当代文学打了30分还是80分,双方都认定这些评判表明的是“客观价值”。“客观价值”仿佛事先隐匿于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等待有识之士的发掘。没有人公布衡量“30分”或者“80分”的坐标是什么,反思这种坐标的合理程度。或许人们无形中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客观价值”是一个固定的存在,不可能遭受衡量坐标的干扰。所以,解释各种评判的差异,人们宁可追溯一些相对次要的原因。例如,这种叹息似乎更多地为“文人相轻”而抱憾:为什么对同时代的人如此苛刻?

价值评估正从学术领域向大众传媒转移

我注意到,陈晓明近来从本土经验的角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性评价,是有某种历史性意味的。他提出了观察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标准的根本调整的构想,认为“中国文学仅参照西方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对当代小说的认识,必须从汉语文学的传统中,从眼下中国人的生活与历史经验出发来做判断。陈晓明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研究颇具建树、具有拓荒意义的学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关注是持续的,如今他做出这样的观念调整,我想不仅仅是他个人经验的“衰老”,而是经过长久深思的结果。这意味着,与中国当代文学一起成长的研究者开始充分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在普世性价值审视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判断标准,那就是它自身经验的独特性、当代性和中国性,只有从这种独特性和具体性出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判断才是历史的和有效的。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他试图提出一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新的“整体观”——“开创、转折、困境与拓路”的四段论,主张“在世界性的文化谱系中”,用“中国的文化/审美现代性”来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审视中国作家对于中国本土现实的生动书写,以及对“汉语新小说”的丰富可能性的开拓与实现。他充满期待地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就像法国作家用“新小说开辟了小说的道路”一样?

在我看来,“30分”与“80分”的争执无法产生积极的认识——如果没有对文学史组织的内部机制加以考察的话。显然,文学史的任务不是单纯登记一份作品的花名册。如同各种类别的历史写作,文学史内部隐含了复杂的权衡。具体地说,这种权衡的坐标至少包含横轴与纵轴的交叉定位。横轴指的是文学与一个时代的互动关系;纵轴指的是文学传统名义之下的各种承传,例如母题、故事模式、意象、性格类型、叙述形式,如此等等。通常,横轴的活跃改变了纵轴的刻度,文学与时代的互动决定了文学传统沿袭形式。换一句话说,前者是主动的,决定性的。文化是人类适应历史环境的产物,无论是将文化解释为一批观念体系、一种生活方式还是某些意义或者价值的认定。多元的历史环境不仅决定了文化的丰富性,同时赋予文化的调节功能。古老的文化传统仅仅积聚了一套抽象的规范,这些规范企图融入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个历史时期,诸多条款的修订、废弃或者增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调节程序。调节使文化成为活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介入60年的历史?这个问题在横轴上展开,现今看来,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远比通常想象的复杂。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或者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增添了什么?这显然是纵轴上的问题。

在文章中,南帆首先分析了当代文学遭受非议的原因。他说:“每隔一段时间,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估就会周期性地成为舆论的焦点。多年以来,贬抑之声总是占据了上风。群殴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件轻松而解气的活计,谁都有资格顺手掴一巴掌。”在他看来,非议中国古典文学或者西方文学,必要的学识令人气馁。而当代文学不存在准入门坎。只要读过《上海宝贝》、《驻京办主任》或者郭敬明,许多人就有胆量登台进行主题演讲。

上述摘引显然只能大致反映陈晓明的观点,而不能全面准确地转述。但从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这其实是陈晓明试图重新思考和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概念与格局的整体性努力的一部分,是这一基本思想在一个评价问题上的具体反映。这种基本构想产生于中国当代文学60余年历史的回顾这样一个契机,确是一个整体和战略性的考虑,既涉及文本和作家的具体评价,但更重要的则是涉及对“当代文学”学科内涵与价值构想的构建和确认。所谓“低谷说”、“最坏论”其实是一种时常翻新循环的说法,如果是从对于“流弊”的讥讽的角度看,我倒也认为是有理和有据的,但作为一种整体观,则与顾彬的“垃圾说”一样,是以偏概全,以外围的泡沫涵盖内部的精华。因为很简单,没有那一个时代的文学,没有流弊和泡沫,伟大的唐代也有“轻薄为文哂未休”的群丑,否则就不会有杜甫“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愤然诅咒;不朽的莎士比亚也不是光辉独照,而是身处所谓“大学才子”派的攻讦嘲讽之中;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却在其活着的时候几无知音,穷困潦倒。显然,文学环境和时代流弊并不是评价文学的决定性前提,如果是的话,那倒是伟大文学必然的“伴生物”了——所有伟大的文学几乎都是产生在垃圾充斥、泡沫盛行的时代。基于商业文化、批评衰变等等理由来整体性地断定“当下文学处于低谷”,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形式、人物、情节、意象、叙述模式,一套司空见惯的文学研究范畴组成了评判文学的视阈。人们时常挑选其中的某些范畴作为“文学性”的代理。相对于理想的“文学性”,许多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乏善可陈,尤其是前30年。这种视阈往往忽略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60年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们无法想象,60年的生活找不到文学。经历60年历史与回忆60年历史,人们的心情存在巨大的落差。然而,无论是幼稚的激情、言不由衷的赞颂还是痛苦的反思,文学时刻相伴左右,抒情言志,讲述各种轰动一时的故事。这意味了文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伟大的杰作还是庸常的玩意儿,总之,文学不可或缺。没有人因为面料粗劣或者尺码有误而否定衣服的意义,文学亦然。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参与生活的建构,或毁或誉均无法改变这一点。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迂腐地与他们的观点斤斤计较。那些信口开河的激愤之言或者夸张之辞无非是制造某种文化氛围。”“抛出这种论断的意义更多是摆出一个激进的姿态,这似乎可以迅速地赢得大众传媒的青睐。”南帆表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评估正在从学术领域向大众传媒转移。哗众取宠,策划各种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些均是打动大众传媒的热点,略加渲染即可名利双收。文学排行榜显然属于这种企图的产物。“许多人如此爱好当代文学的等级鉴定,热心地断言当代文学比哪一个时期的文学高明或者低劣,这种兴趣的确令人费解。”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

仅仅将文学表述为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这恐怕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象。文学回忆、记载、再现周围的各种故事,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文学的存在还将或多或少地改变现在和未来的日子,这是另一个方面。所以,文学并非历史的局外人,一个超然的记录员,而是始终镶嵌于历史之内。文学企图汇集某一个历史时期最为深刻的情绪,同时,文学无法逾越这个历史时期的视野局限。中国当代文学曾经勤勉地仰望各个历史阶段的宏大主题,但是,杰作并未诞生。回到通常的文学研究范畴,中国当代文学并未赢得理想的评价,尤其是前30年。生硬的情节、乏味的语言和陈陈相因的想象——“文学性”的匮乏仅仅是表面症状,这一切最终证明了时代情绪的匮乏。换言之,这个历史时期的深刻情绪与形式、人物、意象、叙述模式等范畴脱节了。显而易见,如此苍白的文学无法承担文化先锋的使命,引申出历史内部隐藏的潜能。当然,根据这种结论非议前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人们常常听到一种“历史主义”的开脱:公允的文学评价必须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依据现今的认识水平苛求昔日的文学写作。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然而,事实可能如此难堪:即使返回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学仍然没有抵达上限。例如,50年代末期,许多人开始为饥馑的现实奔走呼号的时候,“大跃进民歌”仍然在夸张地赞颂丰衣足食的日子。显然,“历史主义”无法为这种浮夸之辞辩解。这里,我愿意重复曾经提出的一个追问:“50年代的文学史是否无愧于当时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历史文化的水平线当然包括了已有资料的历史高度。例如,相对于《文心雕龙》或者《人间词话》的文学认识,或者,相对于《新文学大系》的一批精彩的序言,50年代的文学史开创了什么?……对于文学史写作说来,历史文化制造的幼稚无可厚非——谁又能担保今天的认识不会成为后人的笑柄?然而,如果将历史文化水平线的下降与思想的退缩解释为‘历史主义’,这多少误读了这个概念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