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代际更替薪火相传的陕西作家–用作品擦亮文学陕军金字招牌

摘要: 农村题材文学作品有着潜在读者群

改革开放40年,“文学陕军”缔造了辉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骄傲。从1977年开始评选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已历九届,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出自“文学陕军”之手;此外,还有多位陕西作家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权威文学奖项。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来,陕西作家为文坛奉献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用作品擦亮了“文学陕军”这张金字招牌。

随着市场经济和网络文学的兴起,农村题材纸质文学作品的读者急聚下降,致使一些出版社对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出版,恐于经济效益的前景暗淡,望而生畏;一些杂志社的编辑,对农村题材作品的挑选,斟了再斟,酌后再酌,近乎千挑万选,吹毛求疵。千方百计向着读者胃口,最终还是向经济效益靠近。尤其在文学日渐边缘的严峻形势冲击、挤压下,纸质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出版出路,已经到了仅是一线天的明灭地步。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唯几位冠以写农村题材的高手,说足了也就是十位、八位作家的作品,才有可能受到出版社、编辑部的青睐。而众多作家的作品,要么坐着冷板凳长期等待,要么干脆被拒之门外。特别是在文学将要消亡的喧嚣声中,大有一种农村题材纸质文学作品必先消亡的担忧。因此,许多历练甚深的作家,对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失去了信心。迫于困境中的,开始改弦更张,寻找光明;创作上稍有成绩的,则利用文学的翘板,以生活体验贫乏为由,或弃文择业,或追潮逐流,总之与原本的农村题材创作作别。

新时期伊始 陕西文学走出了一条个性化路子

这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季节,在这个春天里,有许多作家带着他们的优秀作品通过评奖进入大众关注的视野,他们关注着生活的变化、社会的变迁,用手中的笔记录着神州大地越来越多生动精彩、催人奋进的好故事。

我出版过四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河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也先后举办过我的长篇小说《吐玉滩》研讨会,《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自由谈》《当代文坛》《名作欣赏》《文艺争鸣》等报刊圴发表过关于我的作品的评论文章。作品也确实受到过许多文坛顶级大腕的称赞。在作品帛延的不同时期,迎来过相应的业内业外热评。热评的力量,也把我从山村载进了城市,让我有机会从事专业创作。然而,让世人不解的是,我并没有摆脱经济上的贫困。中间也有许多可以放弃原有,放弃贫穷,另辟蹊径,选择财富的机会,可我没有,一直在农村题材创作这一块,钉子般坚守着。坚守的原因,并非仅是感恩于这个时代,也并非我的理想多么崇高,是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创作的前景,并非世人所猜所想,那种被所谓的“时尚文学”遮蔽了的,是一个庞大的,潜在的读者群。他们内心深处存在着对“真文学”的渴求和期待。这种渴求和期待,让我感受到了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创作的广阔前景,已潜在存在。

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一个“阅读饥渴”的时代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禁锢被渐渐打开,思想文化的洪流激荡澎湃。文学立刻就呈现了“井喷”之势,全国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文坛一派欣欣向荣。

短篇小说韵味悠长

以我的前两部长篇小说为例,对以上所想略加阐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欲望狂热》,1998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是那种纯农村题材的文学读物,没有时尚的刺激味道,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笔法,书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揭示的是真实的希冀与疼痛。然而,历时十二年,尚有许多人能够记起书中的故事,人物,细节,还不断听到有人在寻找它。这种热爱的本身,就是对作品生命和力量的认可,同时,也亮出了一个潜在读者群心底的渴求与期待。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叫《吐玉滩》,2001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3年再版,如今历时近十年,在这十年里,岁月早已将许多热噪一时的,堆积如山的“时尚文学”无情忘记,而我这本书中的人物、故事、细节、语言,至今仍会在许多不同层面的宴会间,受到大家的热议。兴情所致,他们还会把现实中的人物,指为书中的人物。可见他们对书中人物的清晰程度,热爱程度。他们之间有农民、有教师,有商人,有记者,也有不同层面的干部。这一现象,常常提醒我,在成熟的人群中,他们真正喜欢的文学,并不是那些刺激味浓烈的”时尚文学“,对它们的追逐,只能是浮躁社会中,心理上的一种暂时消遣,亦或为了满足暂时的胃口需要而已。

作为有着良好文学传统的陕西作家,自然也被文坛寄予了厚望。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作家就呈现了良好的创作态势。在‘17年文学’中,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作品,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近日,在汪曾祺的故乡江苏高邮,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颁布,这个奖项旨在鼓励国内文坛短篇小说创作,而此次获奖的八部作品均以短小的篇幅折射出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思想境界,尤其在现实题材创作方面既巧妙地一针见血,又不那么愤世嫉俗,显得韵味悠长。此次获奖的作品包括苏童的《万用表》、艾伟的《小满》、范小青的《碎片》、黄蓓佳的《万家亲友团》、晓苏的《三个乞丐》、付秀莹的《找小瑞》、朱辉的《绝对星等》和黄咏梅的《病鱼》。

农村题材电视剧屡屡受众特高,也是农村题材深受欢迎的一个佐证。当前,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农村题材的电视剧特受欢迎,而受众多在成熟人群。这是因为成熟人群有了一定的生活历练,生活中的风雨,让他们的心上产生过真实的疼痛,他们不再向往那种虚幻的生活、虚幻的世界,他们渴求心底的郁闷达到真实的解读和诠释。因此,他们的向往只能取向于反映和书写现实生活的电视剧。他们之所以那样亲切地注目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是因农村生活内蕴丰厚。尽管方式上与县域生活、城市生活,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差异,但他们有许多精神领域里的一脉相承。成熟人群的年龄结构,在35岁至50岁之间,家庭生活重担的压力,使他们没有机会,买来纸质作品阅读,也没有时间和机会选择网上阅读、手机阅读等。因此,在知识更新瞬息万变的高科技时代,他们既茫然又忙乱。他们不得不在无暇顾及文学细节的前提下,选择直观的,粗放的电视剧画面,但他们其中大多数的内心,永恒地存留着对文学细节的遗憾。这种遗憾,会在他们的物质欲望相对满足或精神饥饿频频出现的时候,重新有一种平静的,对精神领域起着具体作用的,滋补滋养式的选择和猎取。而蕴藏丰富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他们羔羊般首选的大草原。

1978年,柳青去世,让我省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作家,给陕西文坛带来了巨大打击。很多人都希望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陕西作家能再度叫响中国文坛。很快,一批老作家纷纷推出了新作品,比如王汶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挥起战刀的炮手们》,杜鹏程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

著名作家苏童的获奖作品《万用表》,描写转型中的社会和成长中的人,是如何变成共同体又如何走向悖论的。他说:“每个人与他人都有牵连,一个被你遗忘的人,可能需要你对他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基于此,苏童把小说的创作归结为生活的馈赠,作家就是选择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

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因为经过五千年文明清源浇注的华夏子孙,血液中的文学基因,在更加文明的大背景下,会更加活跃。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之际,人们很快也发现,属于老一代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着激情澎湃的崭新时代,老一代作家很难扣住改革开放时代的脉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70后”作家代表黄咏梅获奖的作品是《病鱼》。她跳出了同时代作家热衷的时尚写作、身体写作、欲望书写,以一种异质的眼光关注社会的边缘人、时代的异质者,将自己的视点放在了日常人生、世道人心、情怀梦想,在普通的常态生活中传达出丰富的人性、诗性的情怀与俗世的温暖。

当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邹志安、京夫等后来成为“文学陕军”中流砥柱的作家都还属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所以,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余年,定义为“两个时代的作家衔接交错解放”的“代际交班”阶段,两代作家共同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现实,同时在艺术上开始传承交班。

女作家范小青的短篇小说《碎片》讲述了都市里遍地是热闹而孤寂的灵魂,来来往往的行人,不过是生命中的游客,越热闹越冷清。生命无需过多陪衬,需要的仅是一种陪伴。

新时期伊始,陕西文学并没有跟上全国文学思潮。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这些内容、形式、风格不同,形态各异的小说纷纷亮相,犹如井喷式集体登场,很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但陕西文坛并没有紧跟全国文学思潮,鲜有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对此,肖云儒认为“这是因为陕西人沉稳,他们依然沿着柳青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胡采的现实主义评论传统,切切实实写脚下这片土地,这是陕西文学定力和沉稳的表现。”

黄蓓佳的获奖小说《万家亲友团》较为敏锐地书写了当下社会以微信和微信群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所引发的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揭示了这些变化对伦理关系的影响与冲击,表达了作家的关切与隐忧。作品的人物塑造真切生动,各富性格基础,两相对照,因此显得愈加分明,从而也为故事的发展特别是结尾的突转奠定了可靠的性格逻辑,颇为合理。

李星说,与全国文学思潮相比,陕西文学也许晚了一步,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1982年,路遥推出中篇小说《人生》,小说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路遥的《人生》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但很快叫响全国,犹如报春的燕子,宣示着陕西文学的亮相。

晓苏的获奖小说《三个乞丐》是一篇没有结论、没有结果、没有结局的小说。对于走村串户的那三个乞丐似的人物之间的关系,文中人物有种种猜测,作者却没有倾向于任何一方,她想用这种方式表现对人性的正视与尊重。

随后,陈忠实、贾平凹、莫伸等作家作品纷纷问世,陈忠实的《康家小院》带有反思色彩,贾平凹的《满月儿》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真相,莫伸的《人民的歌手》走出了陕西作家单纯写农村题材的范畴。1988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该书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李星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陕西文学跟上了全国文学的步伐。

文学阵地星光璀璨

“陕军东征” 陕西文学实力的集中体现

2018年是纯文学的重要阵地——《十月》杂志创刊40周年,4月14日,新一届“十月文学奖”刚刚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