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杜莎之筏·热里科

翻译肯尼思·克拉克爵士《观看绘画》赏析德拉克洛瓦《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图片 1

<<PART 1>>

The Raft of the Medusa, Theodore Gericault, 1818-1819, Oil on canvas,
491 x 716 cm, Louvre, Paris

梅杜莎之筏,泰奥多·热里科,1818-1819年,布面油画,491 x
716厘米,卢浮宫,巴黎

要想欣赏这幅画,必须要克服许多敌意。因为它的尺寸和戏剧张力,它似乎将沃特·斯科特【译注1】的记忆画在纸面,又满溢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无聊恭维。严肃点儿说,画中有种喧嚣,让眼睛无处休息,难以享受感官上的宁静,而这种宁静来自一块又一块色调,以及它们之间和谐相连的关系。想在卢浮宫里观看德拉克洛瓦的杰作,需要意志的努力。疲惫的游客们,在维米尔的《蕾丝女工》面前震惊不已,我能感同身受。但是,如果我停两分钟,欣赏这幅巨大的、烟雾缭绕的画作,还有它气焰飞扬的邻居《萨达那帕拉之死》,就能慢慢意识到:我正在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相遇,他表达自己的方式,是凭借自己无上的技艺,落实于颜色和线条之间。

1816年,法国军舰“梅杜莎号”在前往西非的途中沉没。幸存者乘坐木筏逃生。船长和高级军官们坐着救生艇逃离,把这只临时扎成的木筏留给150名乘客和船员。他们在大西洋漂流了13天,除15人外全部丧生。在这条筏子上,维生资源异常匮乏,生的机会异常渺茫,于是,为了生存,人们互相残杀,乃至相食等一幕幕人间惨剧,在这艘灾难之筏上一再上演。

当然,我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判断。正如透纳激发了拉斯金毫无保留、热情洋溢的赞美,德拉克洛瓦也激发了波德莱尔,而这两位文笔华美的仰慕者写下的一些艺术评论,现在仍可以当做文学作品阅读。而且,德拉克洛瓦自己就是出色的作家,亦是达芬奇以降最杰出的解说者。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一个生气勃勃又智识超人的人物,如同司汤达小说中的英雄人物。要不是他的超群心智让我着迷,也许我不会这么热爱他的画作(我也承认,对于它们,自己有种波德莱尔式的迷恋)。公平起见,在更仔细地观看《十字军》之前,我要先说说他的人生。

这就是本画的背景。

他生于1798年,也许是法国政治家塔列朗【译注2】的儿子,成年后,他们两人相貌酷似。他在卢浮宫中的自画像作于37岁,尽管像很多自画像一样,画中人表现出最可亲的一面,人们还是能感受到某种能量、某种意志、某种不屑,它们几乎直接暴露于这位出入于上流社会之人的精致外表之下。我们能看出,他那野兽般的表情,用强有力的下颚和狭长的眼睛,抨击他所有的同代人。

《梅杜莎之筏》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开山代表作,画家热里科虽然32岁即英年早逝。但这幅画的影响却可以在欧仁·德拉克洛瓦、J·W·特纳、古斯塔夫·库尔贝和莫奈的作品中看到。

这幅画的体量很大,宽7.16米,高4.91米,画中几乎所有人物皆为真人大小。前景中的人几乎有真人两倍大。观者站在画前,仿佛身临惨境。

《自画像》
“老虎的注意力都在猎物身上,眼中收起光芒,肌肉焦躁地颤抖,而我们伟大的画家却视而不见,他所有的精神都放在一个想法上,或者他就想做个美梦。”

这是一幅采取双金字塔构图的画。观者首先会被吸引到画面中间,接下来,幸存者的躯体以其竭尽全力的姿态,将我们吸引到画面右侧。艺术史学者告诉我们:“一条水平方向的对角线,将我们从左下侧的死者带到右上角的生者,也是整幅画的顶点。”画中还有两条对角线,用以强化戏剧张力。一条由桅杆和其上的绳索构成,将观者视线引向扑过来的海浪,这海浪几乎要将整个筏子吞没了。向上伸展的人物构成了第二条,引向Argus号的轮廓,那艘救起这灾难之筏上幸存者的船只。

老虎。这个词在有关德拉克洛瓦的研究中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也是应有之义。几乎他所有的伟大作品中,都有洒落的鲜血,很多描绘的都是难以名状的屠杀场景。巴黎动物园的喂食时间,他很少错过,而且告诉我们,他感到“幸福感穿透全身”。

尸体的惨白色调、幸存者衣衫的黯淡色调、海与云的绿、黑、灰、棕,这是画面中的主色。画面整体偏黑,气氛阴郁,棕色为主,热里科认为这颜色可以突显悲剧和痛苦效果。作品的光影明暗对比被认为是“卡拉瓦乔式的”。为了不影响筏子和人物的调子,海的颜色有意用深绿替代了深蓝。拯救船所在的远方区域,有亮光闪现,为整个昏暗的场景带来光明。

画面前景中的老人,也许引用了但丁《神曲》中的角色——乌戈里诺(Ugolino),作为人相食的象征。这也是这条灾难之筏最令人情绪难平的惨剧。筏子上其他人都对看到Agus号兴奋不已,只有这个老人丝毫不为之所动,他只是手里抱着儿子的尸体,不肯放松。也许是丧子之痛使他的生命失去了意义,也许是他看到的人伦惨剧让他对“人”这种动物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嬉戏中的母虎与幼虎》
【译注1】:沃特·斯科特(Sir Walter Scott, 1st
Baronet,1771-1832),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学家、传记作家,被视为历史小说的发明人和最伟大实践者。

画中将一个黑人放在最高点,这在当时是充满争议的,热里科自己对废奴主义充满同情。

这幅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新古典主义中描绘古典英雄人物形象的方式,绘制了一起灾难之中的平民受难者,看看他们的肌肉、五官,仿佛他们是从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之中走下来,却不小心踏上了这条充满险恶的筏子。而这,就更让观者感到震动。以往观看古典绘画那种心平气和、圣洁清明的心态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力量的慨叹和命运无常的惊恐。当然,还有对当权者恣意妄为的不满,因为“梅杜莎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故,是因为当时的国王并未经过深入调查,就随意任命了一位经验不足的军官担任船长。

【译注2】:查理-莫里斯·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以其高超的政治生存能力闻名,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治下,以及波旁王朝复辟、路易-菲利普国王治下,皆能身居高位。

热里科绘制这幅画作投入了大量时间和心血,为了更逼真地表现尸体,他多次去停尸房素描,甚至自己购买死尸和损坏的头颅到自己的工作室,研究它们腐败时的样子。即使发着高烧,他还是多次前往海岸,以见证暴风雨冲击岸边时的样子。

<<PART 2>>

热里科使用了很多自己的朋友作为模特。德拉克洛瓦,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其中之一,在画面中,他是这个面部冲下,手臂伸出的人。他曾写到:“在他还没画完的时候,热里科就让我看了他的这幅画。它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当我从他工作室出来之后,我开始像个疯子一样,一路狂奔,直到回到我的房间才停下来。”
[1]

热里科似乎逼迫我们从感官上接受人类苦难和死亡的现实。这是一种在最可怕的境况之下的死亡——极度痛苦,受尽折磨,漫长的垂死挣扎,绝无高贵或隐蔽可言。这幅画的戏剧性以对肉体痛苦的细节刻画来表现,热里科似乎是在有意避免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场面中使用过于明亮、细碎的色彩,看画的人在画上找不到可以逃脱粗笨的三角形木筏冲击力的空间,它仿佛是一根猛击向我们腹部的木棒。[2]

但是,他的本性中还有另外一面,让老虎有着不寻常的价值。斯宾格勒【译注1】有种说法,叫“浮士德型人”,德拉克洛瓦就是极为适当的典型。也许比《浮士德》的作者歌德还要典型。歌德偶然看到德拉克洛瓦为他的长诗巨制所作的插图,认为这些作品“大大拓展了诗作的意义”。

而热里科自己生命的终结,同样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过程:他当时由于骑马事故受伤,同时受到结核病的折磨,许久,才离开人世。无意之中,这幅画也成为他人生的诠释。

这幅画和它表现的故事,总是让我想起《三体》的第二部,那逃往宇宙深处的战舰,不就是这梅杜莎之筏么?黑暗森林、猜疑链,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1. The Raft of the Medusa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2. 《温迪嬷嬷讲述绘画的故事》
    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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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拉克洛瓦一间相当早期的作品中,他让自己穿上了哈姆雷特的衣服,当然不是表现心志不坚的王子,而是要展示一个年轻的学者,智识的重担让他不堪重负。

随着德拉克洛瓦年纪不断变大,他就越来越不像哈姆雷特了,我想哈姆雷特也会是这样。他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慢慢造就了坚忍恬淡的性格。出于对社会习俗的讽刺和蔑视,他保留了“风流的宝镜”【译注2】。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他是“浪荡子”【译注3】最高级的化身。然而,当他脱下英式剪裁的外衣(他属于最早一批将该式样引入巴黎的人),穿上阿拉伯式的服装,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伟大的悲观主义如何从世界抽身而去,置身于19世纪兴旺、粗俗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之上。他就像布克哈特【译注4】一样,几乎唯一能让他公开鄙视的,就是谈论进步。他知道,我们此前能活下来,实在是侥幸,而他也找不到让人信服的原因,能让我们这么再来一次。

自己在1840年之前创作的三幅杰出作品,他称之为自己的“三次大屠杀”。的确,它们展现出画家对暴力一贯的兴趣,不过其中也体现出他的心理发展。第一幅,《希阿岛的屠杀》(1824),属于极少数画作,这些画仍旧有感动我们的力量,虽然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样,它们描绘的是刚刚发生的事件。

有人记得,这幅作品与安格尔最成功的无聊画作《路易十三世的誓言》挂在同一个沙龙里,我们可以想象,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德拉克洛瓦对于暴君统治的愤慨和憎恶是真诚的,而这些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袭了传统。他的第二幅屠杀画作,《萨达那帕拉之死》(1827),更为个人化。波德莱尔说过:“是他灵魂中野蛮的那一部分,完全用来创作他梦中的画作。”不过,这些梦也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因为在暴力和自愿赴死之中,肉体的疯狂不断积累构成的图景,一直是浪漫神话的一部分,从萨德侯爵到艾克赛尔【译注5】都是如此。

他的第三幅屠杀画作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这是前无古人的作品。《萨达那帕拉之死》之后,十年过去了。德拉克洛瓦对于人类命运的看法,改变很多。他已经去过摩洛哥,在那儿,他发现的不是自己梦中的感官狂野,而是远古的、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他立刻意识到,比起沙龙中装模作样的东西,这要古典得多。他与同时代最典雅的灵魂相交甚密,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乔治·桑【译注6】,还有他最爱的肖邦,后者的音乐于他,“就像一只羽毛绚丽的鸟儿,在深渊上方振翅”。

《肖邦肖像》by 德拉克洛瓦

然后,他发展出一种历史观,与尼采和布克哈特有着奇异的相似。在法国下议院图书馆中,存放着他此类作品中最杰作的画作,1838到1845年,他负责装饰这里。其中最完整、最为人接受的,就是《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

译注1: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德语: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年5月29日-1936年5月8日),德国历史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及反民主政治作家,其代表作是《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声称,世界上曾存在、尚存在九大文化类型,它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心灵。古典文化的灵魂称为阿波罗精神,西方文化的灵魂是浮士德精神。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浮士德精神,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灵魂。它要超越感觉,在无穷的追求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具有一种坚毅的意志,要征服并粉碎一切可见的阻力。显然,浮士德精神标志着西方人已经突破纯粹的现在的限制,而冲向无穷的未来。”(引号中选自《西方的没落》导读《关于西方文化命运的大预言》,北京出版社2008年颁布,韩炯译。)

译注2:“风流的宝镜”,出自《哈姆雷特》第三场第一幕,奥菲利亚认为:哈姆雷特“有廷臣的仪表,有学者的舌锋,有勇士的剑芒;全国属望的后起之秀,风流的宝镜,礼貌的典型,群伦瞻仰的对象”(梁实秋译)(The
courtier‘s, soldier’s, scholar‘s, eye, tongue, sword, the expectation
and rose of the fair state, 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mould of form,
the observed of all observers.)

译注3: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点出一个“浪荡子(flaneur)”的形象,他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漫游,将自己置身于景象、声音之中,特别是围绕着他的无穷无尽的生命:

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一个十足的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观察者是一位处处得享微行之便的君王。……因此,一个喜欢各种生活的人进入人群就像是进入一个巨大的电源。也可以把他比作和人群一样的一面大镜子,比作一台具有意识的万花筒,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和生活的所有成分所具有的运动的魅力。这是非我的一个永不满足的我,它每时每刻都用比永远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更为生动的形象反映和表达着非我。
【注:以上来自《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先生译本】

译注4:雅各·布克哈特(德文:Jacob Christoph
Burckhardt,1818年5月25日-1897年8月8日),生于瑞士巴塞尔,并在出生地终老,杰出的文化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代表作《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布克哈特受到歌德、温克尔曼等人的影响,逐渐偏离了当时历史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过分重视,逐渐形成了以美学、人类学作为观察人类历史和思想的出发点。尼采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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