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小说与文学的反极权本质

读徐贲的时候,总是能想起崔卫平。这也倒不是无端联想,众人皆知,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写作
层面两人都有很多共同的交集。远的不说,就拿近期两人的着作翻来看,也有很多就共同话题书写的文字。而且对两人的思想渊源稍有了解也能知道,哈维尔和阿伦
特甚至包括那些东欧思想家在其精神生活中的重大存在。当然,这些只是他们共同的表面,从更为深层的角度看,他们的写作都可看作是一种“公民知识分子的写
作”,即是说,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角度,就生活中与我们的基本生存权利相关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用徐贲在写给崔卫平的那篇文章《公民知识分子的选择》中的话
说,公民知识分子是“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在今天的环境中,这种担当首先便是说真话,而说真话则又首先要求不沉默”。

 

  读书报的编辑希望我写一个今年年度的阅读手记,我汗颜,因为今年看的书少的可怜,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进行“总结”。但是却不过她的美意,认真挖掘了一番,总算发现自己零零星星也看了一些书或者文章,其中一
类涉及文学的反极权性质。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存有“沉默的大多数”。这个从王小波开始传播开来的词汇,其实在这里已经远
远超出了它的本源意义。王小波当初是有感于我们大多数人的话语权的丧失,总是莫名其妙地“被代表”,而现今的语境中,我所指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角色的萎缩,这个“大多数”也不是纯粹数量学意义上的称谓,是一种相对于某个历史时期中这个特殊群体的比例而言。我们的时代中有无数的专家、学者、教授、
官僚、公务员,就是没有公民和知识分子。我们羞于提及知识分子的称呼,现如今这个称呼所代表的个体是一种被嘲弄的对象。这个很奇怪的现象的产生,也许是因
为近代学科制分化,知识的专门化缘故;也许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消费人群的递增,我们进入了一个娱乐至死的媒体平面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丧失了他
的严肃性和宏大性;我们甚至可以从国家权力的钳制,有意识缩减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造成这一独特知识群体的解散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存在的“沉默”。其
实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那些仅有的少数的还保留着那种独特的公民意识的写作者的存在呢?某种程度上说,我之所以下意识地崔卫平和徐
贲进行比较,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其他类似抱持有这种敏锐的公共意识的个体或人群(也许,还应该包括《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的责编林贤治先生)存在了。

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哈维尔

  哈维尔有一篇文章就叫《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极权社会没有“故事”。

我是在危言耸听吗?手头现成的例子,据说“崔卫平”这个名字早已被设置为报刊的政治敏感词
汇,不允许在公开的刊物中发表她的文章。2010年她的新作《思想与乡愁》也是辗转了多家出版社,才再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沉默”地出版。更为可笑的是,
网上流传了这样一个段子:某大学图书馆,学生去借崔卫平的书籍,需要特殊登记备案,以备公安部门的查证。这个段子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见识
到了在这样一个敏感词无数的国度中,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沉闷社会中,想“生活在真实中”是如何地艰难,也由此才能得知“有公民担当的知识分子”要“说真话”
的时候,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政治胁迫。

  关于小说,关于文学,关于小说和文学的本质,已经有太多太多的研究和探索。这样的探索还会继续下去,除非有一天文学真的死了――这无异于说人真的死了。只要人活着,他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秘密的探索就不会停止,文学也就不会停止。

  哈维尔说的“故事”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好了,关于崔卫平先生的话题就此打住,本文的主题其实是徐贲以及他的新作,之所以话题绕这么
远,是想在讨论他们写作所面临的共同艰难之后,再次强调徐贲和崔卫平的特异性。徐贲的写作相对崔卫平有很大的身份优势,换句话说,因为徐贲在美国生活和教
书的特殊经历,他能从一个确实的普通公民的经验开始自己的写作。而我们无论多么豪言壮语,其实说白了都是从一个假设的前提,虚构的身份,想象中的经验开始
书写——公民意识的匮乏是他们写作的缘由,也是他们写作想促成的目标。他的写作是一个真正公民的,同时又是面对公民的;是为大众的,同时又是批判大众的;
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的,同时又是怀疑启蒙,反思启蒙的;是真正涉猎现实的,同时又是抽离于现实层面的;是学院理据的分析,同时又结合大众媒体的观点;是在远
距离观照的角度写作,同时又具有近距离的知识分子情怀。我一直把萨义德的一句不起眼的话作为自己写作的警醒:我们在远方写作。这里所谓“远方”当然是指一
种精神上的距离:一方面要告诫写作不可脱离现实,不可抽离出现实太远,搞所谓的风花雪月遣词造句对联吟诗的“纯写作”,丧失自我对真实世界的敏锐触感和真
切关怀;另外一个层面是指又不能深陷浮华烦躁大众文化和现实中,看不清表面事实背后的真相,从而无法“生活在真实中”,换句话说,对现实中发生的一切,要
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清醒的观照,保持在远方写作的姿态。我觉得这种“远方写作”的策略同样适用于徐贲和他的写作。收录这本书中的文字大都是因为具体的现
实情境油然而生出的问题意识。如果从面对当下的角度看,很多文字都具有时评的时效性。但是根据我的阅读印象,徐贲的文字已经远远超出了时评的狭小定义,他
从不打算囿于某一问题,总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尝试拓宽或者加深我们对某个问题的深入了解。他的分析是学院式的,即是说,具有学院的理据和深度,但是问题意
识却明明白白是当下的,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正是这点让他与大多数所谓的学者和教授写作区分开来。徐贲在书中曾经提到他早年从文学到文化,从私人阅读
到公共阅读的转向:“现代大学教育面临有学术无思想的危机,公共阅读是纠正的方法之一。公共阅读本身就是一种现代人思想的公共空间。思想不是静止的,思想
并不存在于真理式的终极答案之中,思想是人就人自身,包括人的存在价值、目的和意义的不断提问。”就文学与公共生活公共政治的关系,他提到了对他启发最大
的阿伦特和哈维尔:“他们两人都谈不上文学理论家,但他们的文学观却让我感觉到,文学没有国界,领悟文学不只是一种私自阅读的境界,也不只是一种学术修
养,而且更是一种公共关怀。”

  这是我对于文学一直持有的信念。这个文学的”理论”是人类学本体论的,不是形式主义的,不是叙述学的,即使是文学的各种形式技巧、叙事模式,在我看来也只能放在人类学本体论的视野才能变得人性化起来,否则就只是一些没有生命的程序而已。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

我们上文已经提到过阿伦特和哈维尔对徐贲以及崔卫平思想的形成的重大意义。阿伦特主张“积极
生活”哲学理念,她在其中重点强调了“行动”这一看似普通的概念,因为只有通过行动我们才能证明自我的存在,才能在公共生活中显示“我是谁”。行动总是
“处在一个已经存在的人际网络之中,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意向”。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也许是好,也许是坏,但是行动的积极性在于我们总能通过
行动看到希望,看到无数个可能性的到来。行动就是在一个密不透风,谎言无数的环境中说真话,打破沉默,生活在真实中。同样,只有通过行动和说真话,我们才
能构建一个良性发展和交流的公共领域,这是构建公民社会的根基。在《作为公民的文学作家》,徐贲参考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和法国学者戴扬
的提法,总结了理想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和现实中的“群众”的区别:“公民社会由许许多多的小公众组成、公众认真对待内部讨论、公众
具有公开展示自己的能力、每个具体的公众都在公开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确立与其他公众的关系、公众在公开的自我表现中表明价值认同、公众具有自我意识和自
我审视能力”,而相对而言的“群众”,只是“零散分离的个体,他们彼此缺乏社会交往和稳定联系,既不必作公开的自我表现,也无需持有某种共好的理念。群众
对外界的反应是被动的、服从的,群众是一个被专制统治权力所动员、控制、蛊惑的群体。”

  一、哈维尔:没有故事的”发展的极权主义”

  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极权主义敌视生活、敌视个性,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它消灭了生命的“神秘”,因为它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徐贲的《在傻子和英雄之间》有个副标题我一直没有提及:“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关于群众社
会的分析占据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篇幅,那些文字也是本书最为精彩的分析篇章。公民社会对我们生存的国度而言还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更别奢谈所谓的“公民写
作”,但是徐贲从他的身居海外公民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直观的写作维度:如果我们无法建构我们公民社会的乌托邦神话,至少我们能分析
群众社会的存在的利弊,对现实有所体悟和警醒。比如他对“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的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近期发生的众多公共事件。他借用勒庞《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以及卡内蒂《群众与权力》中的理论模式,对众多公共事件进行分析和评点,都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群众社会危机的存在,“群众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
人的公共生活和真实存在的危机”,而“相信人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走出这个危机,是出于对人本身的信念,也是出于对人的真实公共生活的期待”。相信人的能
力,相信人的信念,这是徐贲“积极生活”理念驱使下“行动”选择。

  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但却不会犯固定它的错误。–阿伦特

  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是慢性的、不流血的死亡,是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没有行动、没有故事的生命生不如死。

我更喜欢另外一种看似矛盾的说法: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换句话说,再悲观的世界和未来,也挡不住我现在积极面对糟糕生活的热忱。

  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后极权社会没有”故事”。”故事”的字面含义是戏剧性事件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诸如抗议、骚乱乃至暴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故事是一个社会”平静和谐”的标志,斯大林死后一段时间的捷克就是这样。人们通常的印象是:布拉格没有”故事”,而黎巴嫩则充满了故事(暴力、战争等等)。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使我想起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阿伦特。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也是我今年重点阅读的书籍。阿伦特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纪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那就会有故事。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

  但是哈维尔认为,在捷克,没有故事并不是什么”社会和谐”的标志,相反,有新闻价值的故事的令人奇怪的缺席,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和极端的过程的外在结果:所有故事的消灭”,是”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制度的内在表达,直接从其本质中生长出来”。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本质。哈维尔说:“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哈维尔认为,极权主义的这种虚无化完全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也更危险。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经验着它。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

  这里所谓”发达的”、”稳固的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哈维尔在其他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后极权主义”。没有故事的现象是一个典型的后极权现象,它出现在1968年到1987年(也就是哈维尔写作此文的那一年)这20年。在1968年之前,在50年代,捷克处在极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虽然有公开的政治迫害,也有英雄受难,但是至少”没有人会说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这个时代没有自己的故事。”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哈维尔)。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纪录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

  故事的消失是因为后期的极权主义采取了另外一种扼杀生命和生活的方式:它使得生活和人的生命通过慢性的、不流血的、静悄悄的方式死去。这个时期,”狂热者的歌声和受拷打者的呼叫不再被听到,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搬到了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1正是这种杀人方式的变化标志着后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差别:”发达的极权主义(即后极权主义,引注)赖以建立的操纵手段是如此精致,如此复杂和有力,以致它不再需要谋杀凶手和牺牲品。”2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它是”慢性的,遮遮掩掩的、不流血的,不再是纯粹的,然而是没有行动、没有故事、没有时间的死亡,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这种虚无化如此取消了灭亡,同样如此取消了生命:个人的生命变成一个大机器中功能单调、整齐划一的组成部分,他的死亡仅仅是意味着卸除了他的使命。”3

  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这个意义上的”故事”就获得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后极权社会(也包括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后极权主义是敌视生活、敌视个性的,也是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同样和阿伦特甚为契合。在阿伦特看来,历史就是人的行动的纪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它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能变得有意义。”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要纪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予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样都是对于行动(政治实践)的纪录,没有这样的纪录,行动(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哈维尔认为,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哈维尔说: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故事当然有自己的逻辑,但是它是一种不同的真理、态度、思想、传统、爱好、人民、高层权力、社会运动等等之间的对话、冲突和相互作用的逻辑,有着许多自发的、分散的力量,它们预先不能相互限制,每一个故事都设想有多种真理、逻辑、采纳决定的代理人及行为方式。我们从来不能真正知道在这种对抗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将会怎样;才来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引导向怎样的行为。仅仅因为这个原因,神秘是每一个故事的尺度。通过故事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理的一个特定代理人,故事显示给我们的是人类社会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竞技场,在那里,许多这样的代理人相互接触。4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没有故事是因为没有”神秘”,而没有神秘是因为(后)极权主义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与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阿伦特何其相似。阿伦特在《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纪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那么就会有故事。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5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6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哈维尔说:”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7这只能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极权主义的虚无化完全是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然而更为当下的,更危险,换句话说,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都以个人经验去了解它而不是从报纸和电视上了解。因此,那些比较起来不那么具有恐怖意味,不那么阴险、不那么内在的威胁就被驱逐到背景中去并遭到忽视,是不足为奇的。”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的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作为一个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维尔的政治思考的特点是对于人的内在道德状况(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关注,这也使得他的政治思考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亲缘性。

  故事纪录事件,纪录人的行动,但是却从来不强加一种对于事件的固定的理解,这是它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正如阿伦特说的,”讲故事展示出事件的意义,但却不会犯固定它的错误。”8

  二、故事的消失也是意义、历史和时间的消失

  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哈维尔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纪录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9故事是和历史同时消失或同时死去的:”因为人类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有关历史性的感情也同样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换的碎片。不知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的时间的进展失去了其故事的特征,因此也就失去了更深的意义,当历史的地平线消失时,生活变得毫无意义。”10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11哈维尔把这种现象天才地称为”时间的国有化”,时间的国有化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其他的国有化一样,它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它枯萎了。

  意义的枯萎、时间和历史的虚无化,源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规律”的假设,它从某个单一的、绝对的方面去解释历史,并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某一个方面。这样,它消灭了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性,用”历史法则”来扼杀行动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维尔深刻指出: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人类历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12这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故事本质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扼杀了历史的开放性:”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13从这里表现出哈维尔对于历史必然性的深刻怀疑。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架,就是消灭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新能力,就是扼杀自由,也扼杀了故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14这样,意识形态通过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历史而变成了历史的最大敌人。当然,如果意识形态还没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那么,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扼杀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因为”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15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和阿伦特甚为契合。历史在阿伦特看来,历史就是人的行动的纪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它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能变得有意义。”16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要纪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予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样都是对于行动(政治实践)的纪录,没有这样的纪录,行动(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是与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狼狈为奸的,”通过否定历史,权力不仅为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辩护,并且为其作为极权主义政权身份辩护。这个身份也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的庇护所:如果最初不是从一种意识形态中吸取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如此自满以致轻视除它以外的任何其他观点,如此自大地宣布自己的历史使命,以及这种使命所带有的所有特权–这种只存在一种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将很难存在,更遑论发展和壮大。”17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的统治是难分难解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解体必然意味着极权主义统治的解体。”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旦宣称核心权力置于法律和道德之上,权力的行使便脱离公众的控制,政治上的多元化和公民权利制度上的保证将变成嘲弄,或者干脆取消,那就没有理由尊重其他任何限制。中心权力的扩张并没有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边境停留下来,而是任意推进这条界线直至毫无廉耻地干涉曾经属于个人的领域。例如,一个鸽子爱好者俱乐部是享有自治的一种形式,现在发现他们处于核心权力的监视之下。这个权力通过在我的住房里安装窃听器,将我的呼吸(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从我说的话中识别开来,这个国家对我所说的话不能漠然置之。”18

  总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