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版“康熙自传”:历史与虚构的边界在哪里?

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结尾处写道:“一小时不但只是一小时,它是满载芬芳、声律、计划和心境的花瓶。”如何穿越时空追寻历史的真实,如何重返康熙的时间,过往云烟徒令历史学家黯然神伤,这是所有史学家面临的难题。

自从多年前读过《天安门》后,我就喜欢上了史景迁的书。最近看的是《王氏之死》。《王氏之死》是一本薄书,讲述的是一个山东村妇的悲剧命运。王氏故事很简单,她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她和她的丈夫一贫如洗,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她突然与另一个男人私奔,出走后又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独自退却回来。在返家的当晚,愤怒的丈夫把她掐死在他们的破屋内。但王氏之死仅是此书的一个凄厉的结局,史景迁用更多的篇幅描画了事发生地山东省郯城县的老百姓在明末清初经历的一连串灾难。从地震到旱涝蝗灾,直到土匪的劫掠,清兵的扫荡,饥荒中的人与人相食、饿毙和自杀,活着几乎就是在一连串死亡和屠杀间的暂时偷生。王氏的个案和郯城人的苦难为我们想象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个洞。写人是史景迁历史著作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他永恒的主题。不管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史景迁的这类作品都有畅销的佳绩。丰富的学术经验,深沉的历史背景铺垫,动人的场景描写,诗性的叙述方式使他的作品不同凡响。史学界常为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而争论,史景迁的作品似乎是最好的回答。在实证和理性的基础上,借助经验和情感的贯注,创造出令人称奇的史学作品。他优美的文笔和状物写景的深湛功力在当代史学家中不多见,因此有人称他为“当代史学家中的语言文学大师”。也有人戏言,只要熟读史景迁的若干著作,英文写作就能大体过关。除《寻求近代中国》(1990)外,他的其它书都是一本独立的传记,或若干交错的传记。这些传记的主人翁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康熙的自画像》,1974);有手持圣经的传教士(《利玛窦的记忆之宫》,1984);也有激情浪漫的革命者(《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981);甚至有连姓名也弄不清楚的乡村妇女(《王氏之死》,1978),等等。史景迁以极大的同情心和丰富的想像力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他并不在乎传主们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丰功伟绩,平等地将他们视作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他想讲述的无非是这些人如何以自身的禀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去生活,去思考,去实现其生命的旅程和存在的价值。史景迁是定居美国的英国人,英文名为Jonathan
Spence,因为景仰司马迁,悉心追求司马迁的叙事式史学风格,故取此名。他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外的萨瑞郡,大学时代曾分别就读于温彻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受到英国史学的严格训练。1959年获美仑奖学金到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1965年获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获荣誉极高的一项论文奖:The
John Ad dison Porter
Prize。他现在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拥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备受称赞的就是那些由纽约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畅销的中国历史书。对史景迁讲述历史的“野路子”,美国的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史景迁自己也承认,他所写的东西确实让某些同行感到惊愕。图书馆收藏有史景迁的系列著作。

[img]uploadpic/20079/200792857421305.jpg[/img]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已近古稀之年,他原是英国人,早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如今。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致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他写人物传记为多,能从大量的零星素材中,借助文字意蕴的追求,捕捉到传主的心声与情感。他喜追究人物的自身存在价值以及社会投射在个别生命中的痕迹。史景迁笔下的人物,纷繁多姿,有雄视天下的皇帝康熙、雍正,也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有大起大落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有才华洋溢的作家鲁迅、丁玲等人,既有清廷臣仆曹寅,也有叛逆分子曾静,有上帝使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还有名不见经传的胡若望、王氏妇人。在《大汗之国》一书中,更涵盖自马可·波罗以来48位西方人物,包括外交官、传教士、作家和冒险家。他又从汤若望、赫德、戈登、华尔,写到鲍罗廷、陈纳德、魏德曼,几乎包揽了近现代想要“改变中国”的洋人。史景迁笔下的人物写得生动,主要是能活用文学的叙事技巧与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使“腐朽”的史料化作有趣而“神奇”的人事。于此已可看出,史景迁的书写方法不同于史学界主流。主流派仍然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依主流派史家之见,史景迁是在写小说,并不足取。然而,主流派把历史写得像枯燥的社会科学报告,适授人以柄;正好又逢后现代风潮之起,其极端者断言历史就是小说。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史景迁写作策略的成功,得力于整个时代潮流的翻新,使他敏锐的历史想象力与文学叙事技巧,得以大大地发挥。他所用的史料虽不特殊,然数量颇为可观,但他的汉文阅读能力仍有改进的空间。萧公权曾写过《康熙自画像》的书评,指出史氏对若干文献的误读,然谦称是“挑小碴”,但史竟不躬自反,反而以“吹毛求疵”(nitpicking)为忤。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他仰慕吉本,但尚无一部可与《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的长篇巨制。西汶艺术网《康熙自画像》:未能挖掘出新内容史景迁写康熙,从《曹寅与康熙:宠臣及其主子》开始。他利用新出土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史料,描写雪芹祖父曹寅与康熙之间密切的君臣关系;虽以曹寅为主,也可略窥康熙的统治策略以及清初情状。史景迁的名著《康熙自画像》(Emperor
of China:Self-Portrait of K'ang
Hsi)用第一人称书写。这种小说家写法与史家所写传记很不相同,但他一样用了大量的史料。他想要呈现的不是坐在龙椅上一本正经的康熙,而是要写出康熙的内心世界,呈现这位中国皇帝在大臣、孩子、后妃、兄弟、仆从之间的生活面貌,既轻松又沉重,既欢乐又挫折,既渴望又忧心,可以从中感受到康熙的复杂心境。他写康熙精通骑术、喜欢狩猎射箭,既是一种锻炼,也在保持满州尚武精神。康熙能策马深入满洲故土,表现雄主的开朗胸怀。他长年征讨葛尔丹,也视作一场围猎,仿佛逼近猎物一般。他写康熙的晚年心境:勤政一生之余,感叹臣子可告老还乡,而帝王却没有退隐的余地,更得为皇位的继承问题而苦恼万分。康熙年纪轻轻就平定三藩之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 for allofit——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耳。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re bound to rebel when your eachT aiwan.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pacified.You
won’t rebel,I guarantee
it)。类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史景迁以小说家的手法写康熙自传,揣摩人心,剖析复杂的性格,勾勒出别开生面的康熙自画像,自有其文学性的效果。但他毕竟仍然是学院中人,需要遵守史家求真的原则,以史料为写作基础,但全书并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内容,也未能刻划康熙背后的清初社会与文化。因而引人入胜的不过是康熙个人生活的写照,而缺乏历史纵深。史景迁虽然精于叙事,但鲜能作有深度的历史分析。史景迁笔下的康熙得到西洋读者的青睐,并不一定说明他“转译”康熙成功,而是成功地将中国皇帝“转化”为西洋人阅读的口味,亦不免有西方人的成见。康熙尽管英明一世,但在洋人的眼里,终究显得保守,以致给后来留下一个政治的烂摊子。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为康熙的继承者造成财政困难。因此,以史景迁之见,康熙毕竟是保守的,不是没有意识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由于墨守陈规,缺乏创新,未能成为开创新时代的帝王。他还作了事后聪明的预言:康熙帝国已为19世纪中国的窘迫,留下伏笔。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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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是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第三部史学着作,一部史景迁版的“康熙自传”。在这本书,史景迁将他所收集到的史料,填入康熙
的“花瓶”,甚至潜入康熙的梦境,抵达他的内心,将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所思所想,以他自述的口吻,书写历史。这是一种完全迥异于传统的史学着作的尝试,
“康熙三十三年,朕警觉科举之法不当,致令人才遗漏”,这样的语境,有两种时间观念交融,消弭了历史与虚构的边界。史景迁在其第四部作品《王氏之死》中,
剪裁蒲松龄如梦如幻的优美文字,用以虚构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

郑培凯、鄢秀所写的史景迁作品的总序《妙笔生花史景迁》中说:“书写历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献证据,假若文献未曾明确提供材料,可不可以运用书写想象去
重新构筑历史场景?这就是现代历史书写最蹊跷暧昧的领域,也是后现代史学不断质疑与解构的关键。”尽管史景迁的作品被传统的史学家讥讽为“讲故事”,但他
的写作完全按照史学的路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从中国史书方志到西方史志档案,每一笔都有出处。史景迁的作品雅俗共赏,兼顾学术研究与通俗
阅读,得益于他的文笔。史料的空白处,文学的想象与表达,让他的作品风靡美国,成为了解中国近代史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