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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为何不敢对华进行核打击?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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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和中苏之间的局势,柯西金选择了中苏热线,希望能够直接和毛泽东通话。由于中苏两国持续交恶,中苏热线已经中断了9年的时间。当柯西金打电话过来时,接线员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当时中国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全国迷茫着偏左的思想和狂热的个人崇拜。这个小姑娘询问对方是谁,对方回答:我是柯西金,我想见你们的主席。这个姑娘的回话很有意思,小姑娘说:“原来你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柯西金!我们伟大领袖很忙,没时间见你。油炸柯西金,砸烂勃列日涅夫的狗头!”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苏联空军和防空军也在中国的边境上部署了24个师,其中有10个航空师,2000多具防空导弹发射架。苏联的战略火箭军也来火上浇油,苏联在远东地区建立了35个导弹基地。其中洲际导弹基地10个,中程导弹基地25个,虽然有部分导弹瞄准的是韩国和日本。但是大多数导弹都对准了中国,中国的各个大城市几乎都在苏联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苏联部长联席会议主席柯西金(相当于苏联总理)不希望中苏之间爆发战争,他一面极力稳住勃列日涅夫和那些军方主战派;另一方面寻求和毛泽东或者周恩来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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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核因素加速了中美缓和。早在中苏边界冲突刚刚爆发时,便出现了苏联打算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流言。针对这一时期的流言,8月12日,美国情报部门完成了关于中苏关系的国家情报评估,特别对苏联企图攻击中国核设施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报告认为当前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小,而未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69年,中苏两国军队围绕着珍宝岛的归属问题,爆发了边境冲突。面对装备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军队,中国边防军队英勇抗击,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在珍宝岛冲突爆发以后,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上屯兵百万。而苏联总理柯西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都在努力,这两位总理都在全力阻止战争的爆发。

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的准备,不定期地多次召集谈判代表团成员开会。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就变成了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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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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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一、苏联屯兵百万,亡我贼心不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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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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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就这样一个关于中苏两国安慰的这个电话,被这个小姑娘给毁了。此时的柯西金十分焦虑,他在寻求其他方面和中国方面取得联系。中国的总理周恩来非常熟悉苏联方面的情况,他断定柯西金会和他联系。但是周总理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关于上亿人生命的电话,已经被人给有意挂断了。周恩来在国内全面备战的同时,也在寻找各种路径联系苏联方面主和派的官员,最重要的就是柯西金。正在双方都非常无奈的时候,越南方面出现了一个机会。1969年9月,越南最高领导人胡志明去世。苏联、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密切,柯西金断定中国方面派去吊唁的人物是周恩来。所以柯西金也是马不停蹄,从莫斯科飞赴河内。

吊唁之意在会谈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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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在柯西金到达北京时,周恩来已经在机场等候。两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两位总理在不希望战争爆发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柯西金需要劝说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那些军方人士,周恩来也需要劝说国内那些极度亢奋的群众们。两位总理心照不宣,局势都十分艰难。在柯西金离开北京时,向周恩来表示:“只有他还活一天,苏联就不会对中国动武。”但是就在这么一位为苏联兢兢业业的总理,却被苏联各派所排斥,他的夫人也被莫斯科的贵妇圈所排斥。1980年,柯西金去世,苏联各派一片欢呼,又过了11年,苏联灭亡。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三、周恩来和柯西金上演了机场谈话

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北京距离河内的距离比莫斯科近得多,中国总理周恩来首先到达了河内。越南方面向周恩来转述了胡志明的临终遗言:“老大哥,老大姐,不要再打了。”这里的老大哥、老大姐指的就是苏联和中国,当柯西金从莫斯科万里迢迢准备与周恩来会面时,周恩来已经飞回了北京。本来柯西金的原计划是从印度加油飞回莫斯科,为了能够与周恩来见面,他特意飞到北京进行飞机的燃料补充。在柯西金飞往北京的同时,苏联外交部门正在于中国方面沟通。周恩来同意和柯西金进行会谈,为了避开国内亢奋的示威人群,最后就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进行会谈。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发生以后,苏联方面反应强烈。苏联军方叫嚣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将中国炸回青铜时代,”同时开始从苏联的欧洲部分紧急调兵前往远东地区。蒙古地区是中苏两国的缓冲区,在1969年之前,为了顾及中国的感受,苏联在蒙古地区的驻军只有2000多人。但是在此以后,苏联在蒙古地区的驻军猛增到了11个师。在中苏边境的东段和西段,苏联驻军本来只有12个师,在珍宝岛事件以后也猛增带了44个师。加上蒙古地区的驻军,苏联陆军在中国北部的军队数量达到了55个师,其中大部分都是坦克师和机械化步兵师。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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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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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二、柯西金极力阻止中苏之间爆发战争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时间可能在国庆节,也可能是在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同时,亦即利用和谈掩护大规模突然袭击。如果这不是杯弓蛇影,那就是搅局。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4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1966年10月27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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