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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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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然而,当1938年2月,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抗战前线进行采访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已经有许多中国的同行在用手中的相机诠释着他的名言了。方大曾,无疑是其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传奇人物。70多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摄影师怀抱满腔热血投身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消息传递给后方。然而,正当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只有他留下的837张底片,历经波折后被国家博物馆悉数收藏。

  2006年3月16日,837张拍摄于1935—1937年间的珍贵原版底片颠沛多年后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而此时,距离这些底片的拍摄者方大曾悄然失踪已过去了将近70年的时间。70年前,这位风华正茂的战地摄影师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战第一线,在炮火纷飞中将最新的战事信息传递到后方。然而就在他的摄影生涯刚刚走向辉煌时,这个年轻的生命却悄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年仅25岁。

吃黑面的人扛白面天津1936

  这是国内第一位在抗日战场上为国捐躯的摄影记者。那一年,他只有25岁。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为后人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时代遗产,他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影像记忆。陈丹青先生说,“比起罗伯特·卡帕,他一点都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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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罗伯特·卡帕 “摄影游侠”方大曾

  20世纪80年代,台湾《摄影家》杂志的创办人、摄影家阮义忠通过介绍,登门拜访了住在北京协和胡同10号院的方澄敏女士。他看了底片后,认为很有价值,因此挑选了一部分拿到台湾,发表在《摄影家》杂志上(1994年第17期)。至此,湮没了半个多世纪后,方大曾拍摄的这批底片又重见天日,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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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方大曾摄影作品中,反映1936年绥远抗战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从拍摄的时间上也具有连贯性。这本《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是杨红林先生5年间研究方大曾作品的心血所得。在今年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这本书的出版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纪念意义。本版撰文
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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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保卫者绥远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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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在方大曾失踪后,他生前所拍摄的大批底片留在了北平的家里,由其母亲保存。据其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方大曾留下的所有底片装在了两个同样大小的箱子中,北平被日军占领期间,由于底片中有涉及抗日的题材,为了防止日伪的搜查,母亲将一批底片烧掉,只剩下一箱。1947年,方澄敏女士回到北平后,开始保管这批照片。

绥远省天真烂漫的儿童。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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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绥远1936——失踪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是国家博物馆的杨红林先生自2010年起研究方大曾照片的所得。他将这些珍贵照片“嵌入”真实的历史当中,引领读者重新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更以此来发现一代传奇战地摄影师方大曾的传奇人生。

绥远前线,阵地上的中国军队机枪手。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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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

紧急奔赴绥远前线的中国士兵。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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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批照片进入国家博物馆时,正是本书的作者杨红林先生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当时,这批照片给他的是震惊和难忘。因为工作的原因,作者从2010年开始深入研究这批底片。这批底片在入藏时绝大多数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正如作者所言,这是一次漫长的“发现”之旅。为了弄清楚方大曾的人生轨迹和底片的具体内容,作者查阅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大量报纸杂志,以及与方大曾有过交往的众多人士的相关资料,结合方大曾当时发表的文章,许多底片的线索渐渐清楚,并最终真相大白。而在对馆藏老照片的整理中,作者更发现了方大曾的另外一批摄影作品。这批被收录在李公朴相册中的照片,作者标注为全民通讯社,而全民通讯社的前身正是方大曾参与创建的中外新闻学社。1937年8月,李公朴创建全民通讯社时,方大曾就是其中的一员。通过将李公朴相册中保存的照片和当时一些报刊相对照,又一批方大曾的作品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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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曾,这位活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摄影家、新闻摄影记者、战地摄影记者,他以照相机为武器,用图像讲故事,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传播正能量,为中国抗战的历史留下了那一时段逝去岁月的宝贵图片档案。
方大曾是中国战地摄影记者的先驱,报道绥远抗战的摄影作品是方大曾作品中的精品。
绥远抗战,即“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此战,中国军队全胜。方大曾肩负记者的职责,在“绥远抗战”爆发前后,两次来到绥远抗战前线,拍摄了《光明的保卫者》、《备战》、《防空演习》、《挖战壕》、《前沿》、《伤兵》、《开赴前线》、《指挥者》、《战后惨象》、《战利品》等一批战地摄影作品,被人们誉为全面抗战前夕最佳的摄影艺术作品之一。
方大曾有两幅摄影作品值得一提:《战利品》,一名中国军队指挥员在缴获的日本轿车前留影,车牌上“关东军陆军特务机关”的字迹清晰可见,这正是图片形象证据的特性,解读这张图片,猖狂的日军吃了败仗不言自明;《战后惨象》这幅作品展示的场景令人震撼,恐怖:战后隆冬荒野上,一位身穿羊皮袄的绥东集宁民众将一具敦实的敌军士兵尸体上身羊皮袄剥下,一具冰凉的断臂死尸,裸露出阵亡士兵健壮的前胸。这幅图片,当时普通中国人的极度贫穷和对死亡的麻木更是跃然纸上。这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贪穷到极至的真实写照。
按我们今天的对摄影的分类,方大曾摄影作品属于典型的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的范畴。
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摄影是个新鲜、时髦的的高科技玩艺儿,亦是当时有钱人休闲的工具。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北平、上海,有相当数量的摄影家沉浸于美媛、时装、风花雪月的题材中,少数摄影家则在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风格的摄影术。而出生于殷实之家的方大曾作为摄影家和摄影记者,以他朴素的民本思想和记者职业记录报道真实事实的职业本能,他与这种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径直贴近贫弱中国冰冷的现实生活,频繁进入他的相机取景框内的是占旧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的摄影作品《缝穷者》、《人力车夫》、《纤夫》、《矿工》、《码头工人》、《童工》等,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劳动人民的艰辛劳作和贫困至极生活场景:《缝穷者》中靠墙席地而坐的老大娘,全部家当仅一棍、一筐;《码头工人》中码头工人衣服的褛烂程度是今人无法想象的;《童工》中,一个幼童背着大大超过他的体重的满筐的煤块艰难前行……这些画面,展示了方大曾作为一个卓越的纪实摄影家和摄影记者的可贵品质。在摄影实践中,他以一种平视的角度看待和拍摄报道劳动者,与劳苦大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黄河岸边,在煤矿的井下,经过实地调查,他把真实的情况以第一手图片形象介绍给社会,并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存照。
方大曾的摄影作品中展现出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怀与同情,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1936年10月,方大曾和许智方联合,两人自行挑选佳作各三四十幅,在天津东马路青年会举行个人摄影艺术联展。其中,方大曾作品以《吃黑面的人扛白面》一幅为最动人,凝视图中码头苦力,若闻喘息声。名为心生,作品的名字《吃黑面的人扛白面》更是展现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中国世道不平的愤懑。观看方大曾的《黄河上的船夫》这幅作品,我们从画面上船夫健康伟岸的赤裸身躯上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劳动者的赞美和讴歌,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研究中国摄影史的权威人士,原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吴群评论说:“他把镜头对准中国的劳苦大众,位于激流中和地底下的船工矿工,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境况,表示极大的关怀与同情。”
现实高于艺术。严守真实性原则,纪实的方式,是方大曾摄影作品的特色,亦是他的摄影作品价值所在。
品读方大曾的摄影作品,无论他拍摄的是新闻事件还是人物风情,无论是报道新闻还是创作摄影作品,他都严守纪实的方式和真实性原则。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以纪实的方式完成的,他关注着动荡的时局,用手中的相机和笔记录时代。在现实生活中,在炽热的斗争中,力求新颖、鲜明、生动。在他的摄影作品里找不到一点儿虚浮的痕迹,没有摆布,不事雕琢,朴实无华,用真实的瞬间场景讲故事,他的摄影作品体现着他关注但不干预,看似无意却独具匠心的丰富内涵,因而给历史留下厚重的一页。这正是他的摄影作品的客观价值和生命力所在。而他的理想、情怀,正通过取镜框摄取的客观的现实事物实现了和谐统一。
作家余华在说:“一看方大曾的作品,瞬间的感觉把我给抓住了。这似乎再次证明了,现实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艺术更加有力。我可以想象,方大曾是在那么一个动乱的年代,他的快门不断地按动,进入取景框的那个时代的画面是不需要构思的,一方面体现他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才华,另一方面说现实高于艺术。”
现实高于艺术。这正是早早就悟出摄影纪实的魅力这个真理的方大曾的高明之处。

  方大曾是谁?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然而,翻阅全民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小方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杂志》《大公报》等重量级刊物上,那时候,年轻的方大曾,就已经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了。1936年底,绥远抗战爆发,方大曾只身北上,深入绥远抗战前线40多天,凭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与毅力,在冰天雪地的茫茫荒原上追逐着战火的脚步,拍摄了大量的纪实图片,记录了绥远抗战中中华民族奋勇抗战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方大曾成为国内最早报道前线战况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卢沟桥守军的照片,更是被众多媒体和教科书转载使用。之后,他一直活跃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在保定,他与范长江等著名的战地记者相遇,之后孤身一人沿平汉线采访。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发自保定的最后一篇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然而翻阅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民国报刊,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原来在80多年前,方大曾绝对是新闻界和摄影界有名的人物,作为当时国内最重要的图片供稿人之一,他的笔名“小方”频频出现在《申报》、《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大公报》等重量级报刊上,而他的战地报道曾经与范长江等大牌记者齐名。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再度“发现”了这位抗战之初重要的战地摄影师。尽管如此,关注和研究他的也仅限于新闻界、摄影界的少数专业人士。作为近代中国摄影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方大曾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名战地记者。尽管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然而凡是了解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称其为“中国的卡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经历甚至比罗伯特·卡帕还要传奇,就连他遗留下的底片所经历的坎坷命运,也颇富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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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曾,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位失踪时年仅25岁的中国战地摄影师,他的经历比罗伯特·卡帕更为传奇,甚至他留下的底片也是历经坎坷,颇具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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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远抗战,是1936年底在全面抗战之前发生的局部战争,也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方面首次完全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绥远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更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西安事变,并为随后的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

  约在1996年,方澄敏从陈申处取回照片,并于1997年托人将底片从北京带到四川,交给在四川日报当摄影记者的外甥张在璇。张在璇对底片进行整理研究,并于2002年在四川成都举办了方大曾摄影作品展,以示纪念。直至2006年3月16日,经协商,张在璇最终将这批底片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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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大曾的原版底片入藏国家博物馆时,我刚刚踏入老照片研究领域。身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当初次看到这批罕见的历史影像时,我顿时震惊了。从那时起,这位神秘的摄影师就一直紧紧吸引着我。虽然此前,国内已有一些研究者从不同层面向公众介绍过方大曾的事迹和作品,但能够近距离同这批珍贵的藏品接触,自己显然更加幸运,而所背负的压力也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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