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国际唯一官网】格林:窥探事物的“危险边缘”

摘要: 安迪·东写西读
格雷厄姆·格林在自传《生活曾经这样》(陆谷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谈到小说家和间谍有某种共同点:“他观察,谛听他人说话,寻找动机,分析性格,而为了促进文学事业,可
… 安迪·东写西读
格雷厄姆·格林在自传《生活曾经这样》(陆谷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谈到小说家和间谍有某种共同点:“他观察,谛听他人说话,寻找动机,分析性格,而为了促进文学事业,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格林本人曾经在二战中从事过谍报工作,在他看来:“谍报工作自有其他行业无可比拟之处: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项兴趣所系的副业,带有无涉是非荣辱的纯粹性,与雇佣关系甚至爱国与否的因素全无关系——为谍报而谍报而已。”
毛姆在“一战”期间也干过一段时间的谍报工作,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部小说Ashenden,or
The British
Agent。俞亢咏译本《英国间谍阿兴登》,一九八八年六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原有六篇独立的故事组成,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彼得堡,“作者用漫画笔调描绘这样一个伟大严肃的历史事件,殊不恰当,所以未予译介”。上海译文出版社二一三年十二月出版的高健译本《英国特工》,才是全译本。
小说主人公、作家阿显顿在接受任务时,他的上级R最后对他说:“在你担起这项职务之前,你必须搞清的只有一件,而且不得忘记。那就是,事情你干好了,也没人谢你;你干砸了,也没人救你。这样你满意吗?”阿显顿回答:“完全满意。”
看来这位作家也有格林说的那种“为谍报而谍报”的精神。尽管毛姆在此书再版自序中强调,这本书仅是一部“虚构之作”,但据特德·摩根的《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介绍,小说中写的故事基本与事实相吻合,只是一些细节稍加改动,“以致丘吉尔看过他的原稿,不得不向他提出,这样做违反了政府的保密法令,他才连夜把其中的十四篇未曾发表的小说扔进了炉子”。在那篇再版自序中,毛姆还提到戈培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竟还截取其中一节(硬将过去之虚构物当成眼前的实际情况)以攻击英国之轻佻态度极其野蛮行径”。

  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不约而同陆续推出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文集。格林一生共获21次诺奖提名,却从未获奖。
  从1980年代起,傅惟慈就在策划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如今他的这个愿望,将部分得到实现。格林作品的出版,或许意味着我们将对这位集间谍、环球旅行者、天主教徒、预言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做出回顾并重新认识。
  “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在纷繁动荡、若干行为规范与道德信仰都烟消云散的20世纪,格雷厄姆·格林一直流浪于英国各殖民地,用他的眼睛与笔记录下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的遭遇与见闻。与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现代主义大师静思玄想、探索人性隐秘不同的是,格林更注重在现实的巨变中展现传统的崩塌、人性的挣扎、道德的堕落。在他的笔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都是一个个似是而非、悲喜交加的人生故事,一处处充满异域风情和人情世故的道德景观,一堆堆光怪陆离的、充满了形形色色的欲望的碎片。若将他的作品全部展开,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幅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20世纪的浮世绘。
  他是间谍、作家与旅行家
  终身是天主教徒却屡犯教规,终身偷情却未曾离婚,只有六个星期“党龄”却被美国拒绝入境的英国共产党员,在英国军情局工作时上司竟为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格林在意识形态(或曰大是大非)上的麻木与混乱可见一斑。然而,正是这种游戏精神,使得格林在神秘莫测的外衣下,依然有着令人亲近的喜剧风格。
  在我看来,格林在间谍小说上的成就,与金庸在武侠小说的成就颇为类似。在传统的间谍小说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各种花样翻新的新式武器以及各种匪夷所思的惊险历程,但在格林笔下,间谍的生活似乎与记者、冒险家、游客并无多大不同。只是在一举一动的细节中,格林曾有过的间谍生涯才得以彰显。而这一点,令许多间谍小说家深为折服。在《人性的因素》中,格林对英国情报局M16的描述如同一份说明书:间谍们的喜怒哀乐、言谈举止与常人并无多大不同,但在接电话、准备会议、调查取证时,却十分专业——正如金庸先生笔下,在大侠手中,琴棋书画也同样是武功绝学一样。
如同《笑傲江湖》中开始怀疑武侠精神与武功秘籍一样,在《人性的因素》中,格林也对间谍的作用进行了反讽:双重间谍卡瑟尔生活中的原型就是格林的上级,他选择背叛祖国,并不是由于金钱美女,而是为了感恩——在南非,苏联克格勃间谍卡森救了他,使他免于牢狱之灾。然而,具有讽刺色彩的是,他到苏联后,才知道自己所提供的情报并无多大价值,相反,他背叛国家而保护的妻子、孩子,却也从此无缘相见。在他笔下,爱国主义与间谍工作显得同样可笑,而讲究“人性的因素”的卡瑟尔,最终也失去了对家庭的人性的关怀。
金沙国际唯一官网,  同样,如同瓦解武侠精神的《鹿鼎记》一样,《哈瓦那特派员》是一部瓦解间谍神话的喜剧。主人公伍尔摩如同韦小宝,五短身材、其貌不扬,在发现“人不要脸,天下无敌”之后,将编造假情报当作自己赚钱的机会,并由此有惊无险地度通过了一次次考验,不仅女儿开心,还得到了勋章、情妇和发展下线以发财的捷径。小说出版后,无论是苏联的宇航员,还是文学评论家,都一致叫好。在伍尔摩情妇的眼中,最大的问题是——“他永远也不够疯狂”,还没有在那个可笑的冷战年代,编织出更大的弥天大谎。
  宗教道德与世俗逻辑的冲突
  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虽谈不上虔诚而严守教规,但在谈到自己被称为“严肃小说”的最重要的作品《布赖顿硬糖》、《问题的核心》、《权力与荣耀》时,他曾自言这分别是反映“地狱”、“炼狱”、“天堂”的三部曲。而与其他宗教小说不同的是,即便是思考宗教的意义与价值,格林仍然是将其放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与人物之中,正是在一个个生活场景中,格林才通过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迷恋,流露出其对天主教的教义怀疑与反思。
小说《布赖顿硬糖》开篇如同一个电影的长镜头:海尔知道自己即将被杀,而又无从逃避,四周虽然一切如常,可是危险与恐怖随时爆发。海尔死后,在小混混宾基、女招待罗斯与女警官艾达之间,世俗逻辑与宗教道德的冲突就此展开:罗斯认为,宾基虽然杀了人,但他已经向神父忏悔,而且同自己结了婚,人性是可以变好的。而在艾达看来,人性就像布赖顿棒糖,吃到最后,还是会暴露出本来面目。故事结尾,宾基继续作恶,直至拒捕而亡。而此时罗斯已经身怀宾基的孩子,处在道德困境中的罗斯向神父求助,神父告慰她,“一个天主教徒比任何人都更容易作恶。我认为也许——因为我们信仰天主——我们同魔鬼打交道的机会比别人多。”而且,如果有爱,那么这段“孽缘”也是可贵的,如果有了孩子,则应该“以你的单纯和他的力量……把他培养成一个圣徒——为他的父亲祈祷。”

在格林看来,罗斯虽然既怯懦又无主见,但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没有人能剥夺别人寻欢作乐的权力,更不能消灭一个生命——上帝也不行。罗斯遇到的宗教中的道德困境,应该以世俗逻辑来进行化解。而在《问题的核心》中,斯考比少校在知道自己忠心的仆人阿里因他而死后,却无法化解内心的罪恶感而自杀——即便他知道,自杀是抛弃上帝,不能进入天堂,因为他意识到——“我爱你(上帝),但是我从来没有相信你”。在通往地狱的途中,宾基是混沌中坠入深渊,斯考比却是清醒地看见自己慢慢滑入其中。而在《权力与荣耀》中,神父最后被作为革命者的警察枪杀,更体现出格林对天主教教义的怀疑。在他笔下,上帝只会在花园里哭泣,然后对着一个十字架大声呼叫,却无力改变现实社会中的一切,也无力使人们的心灵得到解脱。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增设“最多提名”奖项,获此奖的将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英国作家,一生共获21次诺奖提名,然而直到他于1991年,以87岁的高龄辞世,却始终无缘诺奖。关于他得不到诺奖评委们青睐的说法有很多:有说是因为格林当过间谍,写过间谍小说;有说是因为其中一位叫做亚瑟伦·德奎斯特的评委对他有敌意,也因为其他会员认为他更多是个娱乐作家而非严肃作家。所幸,有无夺得诺奖并不被视为一位作家是否拥有朝向永恒的通行证的依据,生前,格林就已无可疑义地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故事与人性

尽管格林的作品在欧美、日本等很多国家备受推崇,他在中国却远没有与他齐名的同时代英国作家毛姆获读者青睐。此前,译林出版社曾推出他的几部小说,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谷歌、百度网上键入“格雷厄姆·格林”,搜索到的资料更多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电影演员的生平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格林作品权威译者傅惟慈就在策划一套20卷本的《格林文集》,如今他的这个愿望,将部分得到实现。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准备推出“格林文集”八卷本,或许,这意味着我们将对这位集间谍,环球旅行者、天主教徒、预言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作家做出回顾并重新认识。

格林自称最喜欢的小说家是意识流大师亨利·詹姆斯,但我们却很难在他的作品中看到意识流的影子——正如马尔克斯最喜欢格林,但我们也很难看到马尔克斯在作品中有格林那样对异国情调的热衷一样。或许,伟大的作家往往是崇拜能写好他写不出来的东西的作家。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格林曾说:如果要他选择背叛家庭还是背叛祖国,他会选择背叛祖国。所以,无论是身为间谍还是旅行家,格林永远都首先是一名作家:在他的笔下,信仰没有肉体重要,道德不如快乐更让人心动。

追溯格林的创作生涯,不能不提他在二战期间当间谍的经历。尽管在英国,作家当间谍并不是件稀罕事,在格林之前的著名作家中,毛姆曾任职于一战期间的英国军情部门;在格林之后,当代间谍小说家勒卡雷则在冷战开始时进入陆军情报处。但格林的情报生涯还是有些非同寻常。1924年,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一本名为《战败》的书,书中描写的故事激发了他对间谍生活的兴趣,也激发了他对于“事物的危险边缘”的执迷,并由此涉足谍海。